唐双宁作诗祭周恩来 周恩来自称不是诗人:作了一首诗被陈毅退了回来
1960年秋,周恩来、陈毅等人,为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祝寿。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恩来说:“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作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就退了回来:没法批评,你写的根本不是诗。”言毕,两人相与大笑,举座皆欢。
平心而论,周恩来于诗还是颇有功底的,早年写的《春日偶成》、《别李愚如并示述弟》、《生别死离》、《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千古奇冤》等,都称得上是佳作,特别是《大江歌罢掉头东》,更是传颂一时。当上国家总理后,他日理万机,无暇旁顾,荒疏诗文多年,偶尔动笔,自然就不无生涩,有失水准。于是,就有了陈毅的快人快语,直言相告。周总理的雅量高致,从谏如流,诗虽告废,留下美谈。
“诗无达诂”,加之写诗者多自恋,无不觉得“诗是自己的好”,因而,诗歌批评历来被视为难事。说轻了,如同隔靴搔痒;说重了,又会得罪人。话无遮拦的陈老总,也就是碰上豁达大度的周总理,加上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多年老友,如果换个人,弄不好就会因此结下“梁子”。
宋代诗人黄庭坚,读王观复的诗,不大顺口,就批评说:“诗生硬,不谐律吕,此病自是读书未精博耳。”因言辞过于犀利,不留面子,闹得很不愉快,两人心生嫌隙,很久没有来往。他的朋友苏东坡就比较圆滑,据《齐东野语》记载:“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
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那个诗人叫郭公甫,因东坡与之较熟,就以玩笑形式批评,令人忍俊不禁。这种东方朔式的批评,也叫“软批评”,别具一格,聊胜于无。
不过,也有些疾恶如仇的文人,见不得诗文有毛病,即便是明知得罪人,也要进行批评,似更见风骨。胡乔木是党内“一支笔”,他也喜欢诗词,时常练笔,因身居高位,想听到批评的声音很难,他就想到了“国学泰斗”钱锺书,把自己写的一首得意之作,拿去请钱“斧正”。
钱锺书先生学富五车,精通诗文,且文人脾气浓郁,只认诗不认人,不仅在胡原诗稿上多处删改涂抹,而且毫不客气地回信说:“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辞最讲究,故以君之道律君之作。”
如今,虽说早已不是诗歌时代,但诗人仍旧不少,创作也还丰盛,只是敢直言的批评家越来越罕见了,有的轻描淡写,小打小闹;有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有的甚至从批评家变成“表扬家”,这可不是诗坛福音。须知,诗歌批评是诗坛里的“清道夫”,是诗歌百花园的园丁,是诗歌草原上与诗人共舞的“野狼”。要想诗歌繁荣,多出精品,诗歌批评就不可或缺。
一名好诗人,需要有“与狼共舞”的勇气,因为,批评家之“狼”,只会淘汰那些水平低劣、没发展前途的诗人,而会促使优秀诗人变得更强大、更完美。虽然,鲁迅先生说过:“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但文学批评始终是存在与必要的,诗人若害怕批评,干脆就别在诗坛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