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一面旗帜 陈菊梅教授事迹之二
扎根传染病防治一线63年,准确诊断并成功救治了近60种感染性疾病患者达数十万人;先后领衔研制十余种肝病治疗新药,独创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和方法进入传染病诊治《规范》;创造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85%以上降至38%的惊人奇迹;获得国家、军队等各类科技奖励23项;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陈菊梅,无愧于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一面旗帜!解放军302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杜宁
作为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领军人物,陈菊梅始终站在学术最前沿,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视野开阔、思路独到,善于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以锲而不舍的韧劲,取得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为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治技术的不断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初,陈菊梅首先吹响了“向细胞学进军!”的号角。但开展细胞学层面的研究,在当时的我国还是一片空白。陈菊梅从国外肿瘤细胞学研究中得到启发,大胆尝试利用感染病毒的细胞形态变化来判断传染病病毒类型的方法,随即在我国建立了第一个传染病病毒细胞学诊断实验室。通过深入研究,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病毒类型诊断的准确率,有效提高了传染病临床救治效果,在当时的病毒检验界引起了不小轰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人比较多,临床治疗用药的种类也非常繁杂,但这些药物的疗效却没有一个能够得到确切验证。如何筛选出最佳药物,进一步提高乙脑的治疗效果和速度,成为当时的临床难题之一。于是,陈菊梅决定着手组建实验室,对临床上常用的28种乙脑用药进行动物实验,以取得确切的疗效评估数据。
早期的药物实验工作,是在病毒研究室的厕所里进行的,在狭小的厕所里,既要喂养小白鼠,又要做各种药物实验,常常施展不开。
陈菊梅当机立断,把科室的会议室改装成实验室,并向院里申请,充实了一批实验人员。这样,全军第一个临床乙脑实验室就这样诞生了。经过两年的艰辛研究,从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如今,医院对乙脑的治疗技术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尤其对流腮并发脑炎的治疗,达到了“一针见效”的水平。
“七五”期间,我国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高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作为一项重大课题交给了医院。面对这个烫手的山芋,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牵这个头。“我来吧!”,听到陈菊梅坚定的话语,院领导总算松了口气,“那就把降低10%的病死率作为目标吧,大家看怎么样?”,10%?听到这个数字,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这意味着每年要让近万名重型病毒性肝炎病人活下来啊!
我们能做到吗?可陈菊梅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震惊了,“我们力争把病死率降低20%到30%!”,“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陈菊梅是在自找苦吃吧?……”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可4年之后,全国的同行见证了一个奇迹—
陈菊梅先从基础做起,带领协作组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各型重型肝炎三级临床诊断标准和临床分期标准,澄清了先前慢性重型肝炎在临床诊断方面的种种模糊认识。这些标准于1995年被纳入《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后,陈菊梅带领攻关协作组,对中医治疗慢重肝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崭新模式,确立了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用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方法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方案。让大家难以置信的是,这套方法使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降到38%,整整降低了47个百分点!这一成就,成为我国肝病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陈菊梅一次又一次爆发创新的活力。她提出用乙肝抗病毒疗法治疗慢重肝、肝衰竭病人等方法,使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20%;她主导引进人工肝技术,使肝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0%……等等,这些成就,使陈菊梅当之无愧地站在了国内传染病肝病防治领域的最高峰。
近几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陈菊梅依然瞄准世界医学前沿,充分发挥医院党委的“智囊”作用,力主医院建成肝胆外科,上马肝移植技术,抢占21世纪医学之巅,并推动CIK细胞治疗肝癌、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肝病、骨髓干细胞治疗肝硬化、肝细胞移植和人工肝等一系列成熟、互补、可供个体化选择新技术、新方法应用于临床,使医院学科建设驶入了“内外科结合,中西医结合,有创、微创、无创和生物治疗相结合”的快车道。
在63年漫长的临床生涯中,陈菊梅把临床当作另一个创新战场,面对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具体的临床难题,她思路开阔,分析缜密,勇于尝试,大胆突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救治奇迹……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他才26岁……”1963年的一天,一对夫妇一见陈菊梅,就“扑通”跪倒在地,拉着她的衣角,撕心裂肺地哭诉。他们的孩子脸色苍白,头颈直勾勾地弯向后背,身体呈反弓形,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先前去过的3家大医院给他宣判了“死刑”。陈菊梅俯下身去,仔细审视,又沉思片刻,作出了“乙型脑炎后遗症”的准确判断。这是一种病死率和致残率都相当高的传染病,当时国内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这个病人怎么救?”陈菊梅查阅了许多资料,整夜思考救治方案。最后,她从神经鞘损伤原理出发,独辟蹊径,从病人第三、四腰椎管部位,定期注入适量的地塞米松等药物。奇迹发生了!1个月后,小伙子僵硬的肢体开始松软;4个月后,这位当外语老师的小伙子竟又走上了讲台……。
这就是陈菊梅在国内首创的成功救治乙型脑炎后遗症患者的“鞘内注射法”。这一方法,目前仍是国内治疗发病6个月以内乙型脑炎后遗症患者的最有效方法。
随后,她又在国内首次使用“免疫诱导剂”加“胸腺素”,治疗乙型脑炎发病早期的病人,都取得了满意效果。
一次,陈菊梅为一位多家医院确诊不了而转来求治的“肝硬化腹水病人”诊断,她从头到脚、从前到后为患者查体,仔细询问病史,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终于发现了一丝“可疑迹象”:由于病人生活在血吸虫病疫区,最终确诊是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硬化。
还有一位病人,疾病折腾了他大半辈子,竟不知道啥病因?他说死不瞑目。陈菊梅深挖细抠,竟把“根”刨到了20多年前。原来,早年在农村种植水稻时,水中丝虫寄生于体内存活了18年,死后尸体逐渐堵塞了内脏的淋巴管,才患上相当罕见的丝虫病引起的肝硬化腹水。后来,在陈菊梅的精心治疗下,这位患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上世纪70年代,陈菊梅为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题,苦苦寻找降酶药物。她先从上千份病历中筛选特殊病历搞研究,这条路不通;接着又对出院患者进行信件随访,结果也杳无音信;后来又辗转多家医院咨询办法,但效果仍不理想。
一天,一位先后7次住院的老人引起了陈菊梅的注意,“以前您的转氨酶多次升高,都是吃什么药降下来的?”她问这位老人。“我每次转氨酶波动时,都伴有睡眠不好,只能靠安眠药入睡。”陈菊梅立刻意识到,安眠药中可能含有降酶成份,便对这种安眠药的成份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陈菊梅欣喜地发现:在其中起到降酶作用的便是五味子!于是,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开始了。
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陈菊梅积劳成疾,她先是患上扁桃体炎,后来又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全身上下浮肿, 病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为消除炎症病灶,安心研制降酶药物,陈菊梅果断地做了三次手术:先是摘掉了扁桃体,之后又让医生割掉了自己的阑尾。
过了一段时间,过度劳累又使她的牙齿频频出现炎症。为了不影响科研进程,1972年,年仅47岁的陈菊梅又忍痛割爱,分3次把满口牙齿全部拔掉……!“该休息就得休息,光这样不要命地干工作,你得有多少器官可以摘掉啊?”家人心疼地说,但陈菊梅却说:“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全部器官,也值得!”
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陈菊梅终于确定了五味子的有效降酶成分,成为我国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降酶的第一人,降酶新药“肝得安”1号蜜丸至9号蜜丸相继诞生,302医院研制传染病防治新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陈菊梅主持下,医院研制出降酶保肝新药“六味五灵片”并相继衍生出50多种国家级降酶药物,先后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抗肝纤维化新药“复方鳖甲软肝片”、第一个治疗淤胆型肝炎新药“赤丹退黄颗粒”等近百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在肝病患者临床救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培养一批接班人,带出一个创新团队,让传染病防治事业后继有人,是陈菊梅毕生为之努力的一件大事。她说:“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做老师的,更要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不良现象,既要为年轻人的成长遮风挡雨,更要为他们的成才创造条件” 。
有一位医生,刚刚用大剂量赤芍治好两三位黄疸病人,陈菊梅就让他总结这几个病例,去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起初,这位医生不想去,“才两三例,没意思”。陈菊梅再三鼓励他,“抛砖引玉嘛,出去听听也好。”后来,这位医生听从陈菊梅的建议参加了会议,没想到在大会上一席发言竟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位医生就是后来以治疗重度黄疸肝炎而闻名于世的“全国百名老中医”汪承柏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成军,是陈菊梅培养出的第一个传染病学硕士研究生。名师出高徒。在陈菊梅精心培养下,成军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攻读传染病学博士后,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利什曼原虫的无鞭毛体蛋白编码基因”,为探索黑热病新疫苗研究做出了贡献。目前在国内传染病防治领域已经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成军,在谈到陈菊梅时,总会重复这样一句话:“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无法超越自己的老师!”
302医院政委邢振湖介绍说:“当年就因为陈菊梅教授多说了一句话,让传染病临床多了一名好医生。”
90年代初,年轻医生杨永平因为头脑灵活、善于协调,被某药厂看中准备“挖”走,听到这个消息,陈菊梅马上找到杨永平,“要耐得住寂寞,我相信你是块当医生的好材料……”,随后,她向院党委上书,建议留住杨永平。陈菊梅的真诚感动了他,杨永平留了下来。
此后,杨永平牢记陈菊梅“一辈子做一名好医生”的教诲,扎扎实实立足临床一线,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肝细胞体内移植术、氩氦刀治疗肝癌术等多项新技术新业务,并首次在国内提出了肝癌综合治疗模式,成功治愈3000多例肝癌患者,把当年那个后进科室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肝癌诊疗基地,杨永平自己也成长为总后“科技新星”,成为国内肝癌治疗领域的知名专家。
2011年12月,杨永平在16届世界冷冻医学大会上捧得“肿瘤冷冻治疗杰出贡献奖”。
为了引进一个人才,陈菊梅曾经与院领导五赴上海。
1996年,在上海国际肝癌大会上,71岁的陈菊梅发现了年轻的病理专家赵景民。那时,医院正在准备组建外科,病理科的力量急需加强。陈菊梅立即向院党委做了汇报,先后5次到上海,找赵景民所在单位的领导沟通协调,表明诚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看到陈菊梅这样一位大专家如此求才若渴,赵景民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了302医院病理科担任主任。
为使赵景民早出成果,陈菊梅把研究中国肝病分布规律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路全部提供给赵景民,并帮助他采集医院28年来积累的近3万例大样本肝穿和血清标本,和赵景民一起,没日没夜趴在显微镜下对标本进行再分析、再鉴定……
2009年7月,我国第一个肝脏疾病谱诞生了。它第一次准确科学描绘了具有我国地域特色的军民肝病发病状况、临床病理、流行病学特点及转归规律,为我国肝病的诊治及防控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年,该课题毫无争议地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赵景民也顺利成为全军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
谈起自己的成长,总后院士后备人选、总后科技银星、全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302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非常感慨:“如果没有陈菊梅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早在2000年,当王福生刚开始肝病细胞研究的时候,陈菊梅就第一个建议他成立细胞治疗门诊,这是我国细胞治疗肝病在临床应用的最早实践。2005年,陈菊梅在人体免疫问题的科学调研中进行了有益探索,又建议王福生成立生物治疗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后来成了全军重点学科。在陈菊梅手把手帮带下,2011年,王福生课题组的‘人体免疫应答影响乙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年来,为给年轻人搭建成才舞台,鼓励科技创新,院党委设立了“菊梅人才基金”、“天晴科教基金”等人才培养和科研基金,对潜力大、后劲足、敢创新的人才进行重点培养。其中,肖小河就是当年的重点培养对象。
中药研究所成立之初,面对重重困难,为扶持这个学科的发展,陈菊梅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实验室空间小,陈菊梅就帮助申请大的;设备差,陈菊梅就帮助购置新的;没有高质量的科研项目,陈菊梅就帮助争取国家、军队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支持;科研中遇到的难题,陈菊梅就帮助解答……这些无私的帮助,给了肖小河莫大的动力和鼓舞。
他不负众望,在短短10年时间里,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已成为302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带头人,被评为“军队十大国医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