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书金晚年的错误 主席发问:有个自称我教的小学生 说我晚年犯了“严重错误”?

记者:您刚才说要“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您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过“人民万岁”,可见确实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过,这位青年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说:“不要因为毛主席说‘人民万岁’就觉得自己万岁了,你没有那么了不起,这是毛主席在抬举你,你如果识趣的话,就赶紧对照毛主席的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请问您这么说是在“抬举”人民吗?

      主席:我说“人民万岁”,是指人民真的伟大,决不是口头上表示尊敬。相反,说我是“抬举”人民反倒是在口头上对我“表示尊敬”,实际上是背离我的意思的。“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注5:《组织起来》1943年】。

我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但首先是“从群众中来”。

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当年,我在湖南做考察,“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7:《<农村调查>的序和跋》1941年】”。

现在有不少人叫我“人民领袖”,可是他们心里只是盯着后面的两个字“领袖”,并不记得前面还有“人民”了。我是曾领导了中国革命,但这是人民的功劳大呢?还是我毛某的功劳大?有的党员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就了不起了,就觉得革命是自己的功劳,革命胜利后就要做人民的老师,受到万般尊敬了。

要我看,这些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忘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8:《论联合政府》1945年】”了。“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注9:《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要求人民“不辜负我的期待”是不敢的,我只希望我们党能不辜负人民的期待。

记者:说得好!

主席:我想奉劝那些动辄说是我小学生的人,与其经常把“毛主席的小学生”挂在嘴边,倒不如端正态度,踏踏实实地做一回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记者:没想到“做小学生”的学问也有这么大,想要“小学毕业”还真是不容易!

主席:刚讲的是我“教学大纲”的第一条,这是最基本的;还有第二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习,这是最重要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0:《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嘛!“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注1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这绝非虚言,我的思想和理论,就是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连我们党的名字也是马克思起的嘛(笑声)!

记者:主席讲的没错,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主席:“《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注12:《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三节】”,不懂得共产党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人可以看看,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过近来听闻一些论调说“崇毛贬马”,“崇毛”还能“贬马”,岂非咄咄怪事?这又是一大“发明”,不知他们崇的究竟是什么“毛”,连我都被搞糊涂了。

他们说自己是我教出来的小学生,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如果当年没有“马”,我这“毛”还是个唯心主义者呢!

记者:主席还曾是唯心主义者?

主席:嗯,那时我还在一师读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注13:《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二节】 ”。那个时候受各种人的影响,思想比较混乱,不提了。

记者:看来要避免思想混乱确实要好好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主席:光有学习不够,还需要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注14:《实践论》1937年】”。

记者:哇塞,难怪翻译家傅雷说您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1957年傅雷给家人的信)。”

主席:我读过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是没错,但我更知道“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注15:《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关键还是要把理论正确地运用于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正确地运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王明读的马恩的本本比我多得多,但他不能正确地运用,结果走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上去了。

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志,读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用的时候就成了唯心主义;读的时候是辩证法,用的时候就成了形而上学;读的时候是群众史观,用的时候就成了英雄史观、就不相信群众了。这些同志看起来也是读了很多本本,说起来也是一口一个马列的词汇,实际上一知半解,不但祸害自己,而且误导别人,实在是需要加以改正的。

记者:对了,这位青年学者还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划分“左”“右”的标准。他说:“何谓左右,有一个更基础的判断标准,就是在哲学层面对人的本性和天赋的判断上的差异”,“认为人和人天然不同,有上智和下愚的区别,有的人是金子做的有的人是铁做的,故而后天在社会上的高低贵贱都是合理的,这一路观念是右翼的”,“相对应的,左派则在哲学上认为,人在天赋上是平等的,人人皆具同等美好的本性,在智性、灵性、悟性、德性等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人人皆具佛性,人皆可为尧舜,社会有什么理由不平等呢?”您对此怎么看?

主席:这个说法不是从物质出发、从经济基础出发去理解人的政治观点,而是选择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本性”和“天赋”,于是左右之分就成了头脑分歧、观念分歧,就看不到分歧背后的物质因素了。政治观点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岂能避开“经济基础”而谈论它的原因?这样谈下去就很快滑到唯心主义里面去喽!

何况,这种“人人在天赋上平等”根本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水平,“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假定一个自然状态,所有人的普遍人性,还是抽象人性论那一套,和当年费尔巴哈、蒲鲁东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引申出“普遍爱”和“永恒公平”是同样手段(只是换成了东方宗教的“佛性”罢了),竟然觉得右派就是不承认他所发现的普遍人性,而左派就是承认这个人性,而且还把原因找到我的头上,根据是我写的那句“六亿神州尽舜尧”:你看,六亿人都成为尧舜了,还不够普遍人性?可我那首诗的全文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注16:《送瘟神》1958年】”,写的是新社会让人民当家作主,迸发出冲天干劲,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改天换地,余江县消灭了历史上为害已久的血吸虫病,人民终于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迎来春风杨柳、尧日舜天,瘟神落荒而逃。

神州所以舜尧,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废除了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哪里是因为什么天赋的普遍“人性”(或者“佛性”)?这样乱说我诗词的意思,我可是比窦娥还冤啊!

记者:哈哈哈哈!这位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大讨论人的本性,但也可以认为暗含了人天然是平等的这一前提”,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没讨论,而是已经不必讨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一变化,社会意识也要跟着变,压根就没有永恒不变的所谓“人性”。

主席:是这样。不过,既然说到“左”和“右”,那我就再说说“革命”和“不革命”。“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注17:《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记者:原来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也可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主席:“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注18:《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记者:您的这个标准比那个人气青年学者的什么“佛性”、“天赋平等”好用多了!

主席:“人气”算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日得道今日多助,明日失道明日寡助。看不起群众、不与群众相结合甚至站到群众对立面,最终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失去“人气”。我们的事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解放,这是严肃、艰巨而光荣的,不是为了个人“吸粉”攒人气。

有的同志看起来也参加了事业,但整日做的都是什么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注19:《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注20:《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注21:《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记者:您说的很好,要以科学的态度,做老实的人。相信我们网站的读者会对您的讲解非常满意!不过,我最后要帮那位青年学者问一个问题:您这么相信群众,难道您就没有遇到过让您头疼的“刁民”吗?

主席:让我头疼的例子倒是有,但不是“刁民”。记得是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结果当天下午突降暴雨,一个炸雷,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击断,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

恰好当天固临县有一位老农在赶集时,他用来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老农便怨愤难平,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

”咒我被雷劈死,够“刁”了吧?当地干部见状紧张的要命,马上把这个老农抓起来押送保卫部门处理。事情交到我这里,我很震惊,但也不乐意他们的处理方式,因为“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

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注22: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于是,我立刻指示有关人员将老农放掉。后经调查,我才知道是当地征粮太重,这位老农心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不料,时隔不久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清涧县的农民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哭一边对我骂娘咒我死。这次,当地干部又紧张的把她抓起来,打算押送延安并判处枪决。你能猜得到,我又立刻阻止了,我对社会部的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注23: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

当晚,我指示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将伍兰花带来交谈,这一交谈才知道:伍兰花有个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全靠丈夫一人养着。

1935年红军到来给她家分了土地,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这几年公粮任务加重了,干部只管多征粮,有的还多吃多占,引起群众不满。现在丈夫死了,家里顶梁柱没了,一时气急自然就骂了我毛泽东。

我于是就嘱咐了钱益民:“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

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注23: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

这两件事引起了我深刻的反思,究竟怎么样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呢?在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进行讨论之后,1941年1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会上我们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减少消费支出,减轻人民负担。

第二年,我们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注24:1943年题词】”,大大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为党赢得了空前支持。连之前大骂我毛某人的两位农民也逢人就夸赞党的政策了。

记者:很喜欢您的讲述,这个故事应该讲给那位青年学者听。对了,他不是提出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吗?他说您对人性的判断(所谓“六亿尧舜”)过于乐观了,他之前都一直坚信着“人性本善”,但是自打看到群众里有这么多“刁民”、左派里居然有这么多“刁左”(“纠察队”)后,他之前的信念就动摇了,他觉得“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毛主席晚年的确犯了错误,他对人的判断有失误”。这个“错误”您认吗?

主席:哈哈,我们谈话到这里,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回答吗?这“错误”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与我毛某人无关;既然是和我没什么关系的无稽之谈,我又有什么好认的呢?我这次是纯属“躺枪”,突然之间就“错误”了,我自己都是事后才知道。

记者:好的,非常感谢主席今天接受我们网站的采访!

主席:不客气。告别之前,我想再唠叨几句。年轻人们还是要多学马列,多弄懂理论,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不要被各色各样的人欺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注25:1971年批示】” 。要分得清真、假马列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

记者:再次谢谢主席!谢谢大家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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