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墨子 何炳棣:秦国转弱为强非因商鞅变法 实是墨者功劳

杨振宁:何先生讨论了很多的史学的问题,我是外行,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从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何先生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境界如此之高远、思想如此之活跃,极其有挑战性,这是我们很钦佩的。

林家翘:墨子是不是被时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实践家,他的人品极其高尚,摩顶放踵,我非常钦佩他的那种救世济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

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何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将秦墨史视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悲剧。

那么,我请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何先生将来从秦墨史的影响,转变到商鞅变法的影响,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论墨者与献公的密切关系,不就是已经修正了两千年来认为秦国由弱致强归于商鞅变法吗?

陈来:十年不见了,何先生看上去还是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声若洪钟,刚才杨先生说:何先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与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题目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岁,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没有念完,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华,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

"姚的话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看来读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

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 ",创了纪录,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传奇,还没有人能考过他的。

"追忆这件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战"式自我磨练的原则。

陈来:何先生总是如此的苦干、实干,把做第一流的学术成就视为生命,同时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国历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对后世影响,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认为,听了您的讲座有一个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学问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现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几年前过世了,我们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不成其为家。

我只能极简单地回答您的问题。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