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英文 美籍学者何炳棣谈文革:人民的真正解放
【摘要】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
激流网编者按:美籍中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逊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著有《明初已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等。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之时,何炳棣作为“知名美籍华裔”学者之中的一员获准访问祖国,并在香港左派杂志发表的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该文中,作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通过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分析和解读,来热烈赞扬新中国和“文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于本文篇幅较长,编者删去了阐释中国古代史的部分,仅保留作者对于新中国的分析和评价,以供读者参考。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 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
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
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
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
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 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
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
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
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
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
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
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
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
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
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
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
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
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
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
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
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可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
“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
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 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
一九七三年份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贸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现象。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加强,必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今日的中国是受举世尊敬的三个最大国家之一,有能力充分保障国家的权利,绝对不会再受二次大战前式的帝国主义的榨取剥削。
中国如与西方先进国家商签较大规模的商约,条件无疑地是平等互惠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所提延期付款的办法能否满足国内各种重工业较长期的巨大入口需要。
近代史上,工业化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苏联而论,目前还极力设法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开发西伯利亚西部的油藏。
中国如肯与美国相机合作,大规模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以大量增产的原油的一部分换取国内钢铁等重工业的加速建成投产,应该对中美两国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经济合作,不但对“自力更生”有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还可以减少中国北顾之忧。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
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③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