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李卓然
李卓然这个名字,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到了。然而历史不会忘记李卓然。他以红五军团政委的身份,和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红军总部、军团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是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红军名将李卓然淡出了疆场。在建国以后,李卓然也没有显赫的职务,长期赋闲,以致于当不少人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几乎无人不提出疑问:李卓然是谁呀?他的结局如何?
从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到红五军团政委
李卓然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湘乡县潭市镇九区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入湘乡县立中学,参加了五四时期学生进步活动。1920年,李卓然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冶炼厂及巴黎附近的学校学习、做工。1922年夏,李卓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旅欧支部党小组长。1926年,李卓然与傅钟、邓小平等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任中山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委员。1928年春,李卓然由中山大学支部介绍,加入苏联共产党。
李卓然1929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从事兵运训练工作,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条例和条令,这是供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1930年秋,李卓然调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李卓然一到中央苏区就与毛泽东、朱德两位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一起工作。这特殊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这是他在长征途中政治上坚定的原因之---。他曾回忆说:“对毛泽东,我的印象很深”,“他很有能力,很有水平,感到在党内确实很少有人能赶上他”。1931年,李卓然任赣县县委书记,工作卓有成效。1931年底,李卓然奉命调回瑞金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调离赣县时,老百姓依依不舍,放着鞭炮送了他几十里路。
长征前夕,周恩来找到李卓然谈话,要李卓然与红五军团政委朱瑞对调,出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五军团以参加宁都暴动的官兵为主要阵容,董振堂任军团长,是红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任务,以保证前面中央机关的安全和阻截后面的追敌。长征开始后,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中央机关在中间,前面是红一、三军团,后面是红五军团,旁边是红八、九军团。其他军团的方位时有更换,只有红五军团的位置始终不变。
长征途中,红军部队中存在不少影响战斗力的因素。由于部队战士不了解中央的转移意图和目的,许多原中央苏区籍的战士不愿离开家乡,部队出现严重的开小差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如李卓然在介绍政治工作经验时所说“用政治工作保障每个战斗任务的完成。”李卓然与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一起找到出现问题严重的部队,了解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遏制了开小差的现象。
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李卓然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打阻击战,和中央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当敌人尾随追来时,首先接触到红五军团。有时候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了上来,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情形之险恶可想而知。有一次李卓然临阵指挥,正和彭德怀用步话机通话,敌机飞来一通盲目扫射,由于猝不及防,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步话机也毁了,李卓然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得最为惨烈的恶仗之一,红五军团殿后,付出了巨大牺牲,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任务完成后,红五军团却迟迟接不到撤退的命令,硬顶下去,后果可想而知。此时李卓然果断下令撤退,在军团部已经过江的情况下,他派贴身警卫员骑马冲回湘江桥,传令剩余部队立即过江,能过几个过几个。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被4个师的敌人重重包围,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
遵义会议上全力支持毛泽东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渡过乌江,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党内关于两条军事路线的争论仍然很激烈。为了审查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总结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党中央决定待党和红军领导人到齐后,召开一次会议。1月13日夜,中央以“恩来”名义发电李卓然、刘少奇,通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一份关于召开遵义会议的通知。从桐梓县到遵义城,要翻过高耸入云的娄山关。李卓然和刘少奇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遵义。
1月15日上午,遵义会议开始举行。当晚,毛泽东听说李卓然来了,非常高兴。虽然他当时正在患着重感冒,但他不听医生的劝告,仍然坚持要李卓然立即到他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
李卓然实事求是地把后卫部队目前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他说:长征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甚至败仗,特别详尽地介绍了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连连失利的这一重要情况。李卓然还说,部队指战员现在对目前的中央领导意见很大。毛泽东听到这里,笑笑说:“卓然,你这讲实话的传统还没有变,我们需要听到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你说的部队怨声载道,是对中央领导的不满啦?”李卓然点头回答:“是的”。毛泽东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
李卓然参加了1月16日、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时,李卓然与刘少奇住会议室楼下一个房间。李卓然在会上发言说“我来迟了,没听到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今天听了一些同志发言,如朱总司令讲得好,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摊,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李卓然在会议上毫无顾忌、果敢地、实事求是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推动中付出巨大牺牲和惨重的代价,和部队指战员对中央g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李卓然还果断指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李卓然等前线将领用亲身体验,在会上发言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在会上明确表示要求撤换错误领导,这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作用。
李卓然作为20位遵义会议参加者之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在中共历史上这次极其重大的转折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李卓然后来回忆起遵义会议这段难忘的历史时说:“我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推选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会议期间,李卓然还抽空看望了在干部休养所治疗的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会议结束后,李卓然即将情况通过电话通知军团机要科长贺光华。回到驻地后,向军团直属队和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正确的军事领导,红军接连打了几个鼓舞人心的胜仗,使部队的士气越来越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一直是后卫,任务极其艰巨,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中央机关和整个部队安全。在过金沙江时,中央机关刚过完江,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就和后边追击的敌人遭遇上了,一连激战几天,他们才渡过金沙江。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红五军团转战数省,一直担任后卫,经常和敌人的追兵遭遇。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的领导下,红五军团将士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终于保证了中央红军到达了陕西,保证了红军几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临危授命,担任西路军工委书记,领导西路军突围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周恩来代表中央找李卓然谈话,动员他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说:“四方面军也是红军嘛。”李卓然在没有参加任何中央会议、并不明了张国焘和中央之间存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的情况下,只身来到四方面军,尽管不为张国焘所信任,但他仍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四方面军将士的敬重。
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李卓然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6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任弼时同包括李卓然在内的几位领导同志谈话后指出:“大家对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的重要的问题。”李卓然支持了任弼时关于党、军队要统一的正确主张。此后,李卓然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做了大量工作。如西北局1936年9月在漳县召开会议,与张国焘进行斗争。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争论,详述了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一致拥护朱德总司令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被迫同意北进。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作出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部署。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依次渡黄河西进。9日,河西部队开始西进。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西路军组建后,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为保证西进任务的完成,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找指战员谈心,告诉战士们,打仗不但靠勇敢,更要有智谋,有勇有谋,才能克敌制胜,他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宣传中央和军委的部署,为振奋军心,亲自编写歌曲与战士们传唱,鼓舞士气。
11月9日,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等率领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等部队开始西征。此后,西路军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李卓然后来回忆西路军西征这段短暂而残酷的历史时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人。”“很多同志早上还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牺牲最大,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在退入祁连山前的黎园口战斗中,连炊事员也挥着扁担上阵,敌人起初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一时不敢前进。
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在石窝开会,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统一指挥西路军。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西路军进军祁连山的路线。在危急时刻,李卓然一直主张部队集体行动,不和敌军正面接触,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相机返回延安。后来西路军余部千余人在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率领下,摆脱了马家军的围追堵截退入祁连山。
李卓然认为,部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党中央的指示,因此在石窝山改组后,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李卓然和电台工作人员研究在没有汽油和电池的条件下如何试制手摇发电机。大家顶着雨点不知疲劳地埋头苦干,终于和中央取得联系。中央发电:“西路军要走出祁连山,到新疆星星峡,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接你们。”李卓然给他的警卫员邱正基说:“好了,流离失所的孩子,终于找到爹娘啦!”
1937年4月底,李卓然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的领导干部和指战员420多人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从迪化(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迎接。在这数百幸存的西路军官兵中,许多人后来当了将军或部长。李卓然1989年去世后,《人民日报》刊登的“李卓然生平”这样评价他的这段历史:“(李卓然)在形势危急、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战胜艰难险阻抵达新疆,保存一批革命骨干,贡献了力量。”
西路军西征失败后,李卓然长期担任宣传部门领导职务
1937年底,李卓然回到延安。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李卓然不能接受,沉默下来。对李卓然不利的还不仅是西路军的失败。李卓然在从中央红军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发生了张国焘南下风波,给他后来的政治生命埋下了阴影。李卓然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曾担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后升任红五军团政委,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很受毛泽东器重。中央派李卓然去红四方面军工作,有对张国焘“掺沙子”的意图。1935年8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35年9月的“密电”事件后,毛泽东等率右路军单独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提拔了一批干部,李卓然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对于这场风波,李卓然等红军高级将领都不明就里,搞不清怎么回事,服从命令南下。后来很多同志都证明,李卓然在张国焘的南下问题上是受到冤枉的。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上将军衔的傅钟曾回忆诜“9月11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同志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两指宽、4寸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像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太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一傅钟还谈到了至关重要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
李卓然回到延安后,历任总政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卓然作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1941年5月,中央决定把原中央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
尽管没有率兵赴疆场厮杀,但是李卓然仍然抱着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之中。李卓然亲自带队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遍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搞了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陈云读了《固临调查》书稿后非常高兴,而且在稿样出来后亲自校对书稿的错误。
李卓然主持西北局宣传工作时期,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有力地抵制了“左”的做法。事例之一,李卓然保护了《边区群众报》社的干部。在1942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各单位都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指标,必须按指标规定,抓出所谓的“反革命”。《边区群众报》社也不例外,人人被怀疑为特务,个个受审查挨斗,大搞逼供信。凡是从内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可疑对象,顶不住了就胡咬,拒不“坦白交代”的就被无休止的拷问,有的还被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起来,弄得人人自危,个个胆战心惊。报社三十几个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打成了“特务”、“反革命”、“红旗党员”,最后只剩下胡绩伟、金照、谭吐三个正副主编了,《边区群众报》已经面临停刊的局面。西北局宣传部派来联系报社工作的代表秦川将报社的情况向李卓然进行了汇报。李卓然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清查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亲身经历过斗争的复杂曲折,他对边区各机关的“抢救运动”在政策上把握的比较稳健。李卓然考虑到“抢救运动”不能把《边区群众报》搞垮,还是稳妥一些为好,最后把报社干部保了下来。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由于热爱报社的工作,不论是“坦白”的,还是未“坦白”的,都加班加点工作,报社安然无恙,最终得以正常出版。
事例之二,李卓然反对用工农干部接管宣传部,抵制了“左”的做法。据曾在西北局宣传部任干事、秘书、科长、处长等职的柯华回忆:“实事求是的一个主要对立面就是极‘左’思想,不实事求是,不考虑实际情况,假、大、空,革命口号提得很高。1947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股极‘左’倾向,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的地主都扫地出门,把富农的土地财产不按政策乱动、乱分,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1947年,在河北平山开全国土地会议,西北局团长是李卓然,我也参加了这个团。回来之后正是‘左’的风气席卷各地的时候,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说宣传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提出宣传部门都要由工农干部来掌握。我们几个人去找李卓然,秦川对李卓然说,既然如此,宣传部就另找工农干部来工作,我们就不留下来了。李卓然很稳,说先等等再说。工农干部本来很好,但干宣传工作有困难。后来这股极‘左’的不实事求是的风气还是被纠正了。”
在康生一手操纵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整死人的单位不在少数。李卓然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白区来的大学生、地下党多达几十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挨整。
建国以后,李卓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1949年4月至1954年冬,李卓然任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建立了一些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他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东北地区出现了文化艺术工作十分活跃的局面。
1954年11月,李卓然调北京工作,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到任不久,李卓然病了。苏联专家检查后认为,李卓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并发心脏病,必须卧床休养,并得出了“估计只能活五年”的结论。此前,刘少奇曾兼任马列学院院长,遵义会议参加者之一的凯丰曾任院长。李卓然致信中央,请求辞去马列学院院长一职。邓小平代表中央找李卓然谈话,劝他不要辞职,挂名休息一段时间,并说“八大”后马列学院将更名为中央高级党校,专门培训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中央认为李卓然是最适合的校长人选。李卓然回去和夫人鲁陆谈及此事时说:“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呀。”他坚持向中央提出辞去马列学院院长一职,并建议中央选派德才能兼备的干部接替自己。1955年4月,中央批准了李卓然的请求,免去了他的马列学院院长一职。
1959年以后,李卓然虽仍任中宣部副部长,但已不再分管实际工作,媒体很少报道他。许多老同志以为李卓然重病卧床,甚至以为他已不在人世。1965年,李卓然陪周恩来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女飞行员》。周恩来因事晚到,入场时观众起立鼓掌。周恩来向观众示意后,径直向李卓然走去,同他热情握手,关心备至。许多观众对此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老头有何来头。演出结束后,因周恩来提前退场,李卓然被众人推拥领衔上台和演员合影。合影时,李卓然却主动站在边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照片,许多老同志才知道李卓然还在中宣部,甚至才知道他还活在世上,纷纷打电话问候。
秦川曾描述了建国后的李卓然:“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
建国后,如何看待名利,是摆在每一个党的高级干部面前的问题。李卓然在这方面为共产党员树立了榜样。1955年实行工资制时,中央最初内定李卓然为行政4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并征求他的意见。李卓然立即写信给中央,认为定4级过商,不合适。在李卓然的申请下,他最终被定为行政5级。其实凭李卓然的资历及其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定行政4级是并不为过的,但他决然谦让级别。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恢复了李卓然的真实历史面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亲自参加李卓然的追悼大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李卓然去世后,孙毅将军主动上门,为老战友题写了“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个字。这八个字用在李卓然身上,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