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茧 张悦然谈新书《茧》:依然走在一条独立性的路上

原标题:张悦然:依然走在一条独立性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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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80后作家张悦然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茧》莅临2016南国书香节举行讲座。这部小说源于张悦然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植物人的故事,多年之后这一记忆成为她探秘父辈历史和精神历程的引线。小说中20多个人物层层追溯,展现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

历时7年的写作过程中,张悦然的思考不断丰满,处理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多样,构造了一个代际传递、寻找自我的精神脉络。该小说是张悦然寻求突破的力作,被评论家称为“80后的精神成长”之作。在南国书香节活动现场,张悦然接受记者专访,谈论《茧》的创作心得。

谈小说《茧》

对抗和迎击的姿态很重要

南方日报:这部小说人物众多,线索曲折繁复,写作过程是不是有一种深入历史、拓展世界的愉悦?

张悦然:其实人物不是一起来到小说里面的,而是一个一个慢慢来到的。我是到后来才意识到人物这么多,而且我也不愿把他们写成特别单薄的、只是为主人公服务的人,而是希望他们都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所以渐渐地才架构起这样一种局面。

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大的成就感,反倒会觉得不知不觉就出现了一群人。有些人物是随着构思变得主要起来,有些人物一开始没有那么重要,我会去想他们的处境,还有去想他们的困难,所以就渐渐地变得很丰满。

南方日报:结尾在大雪中的一场审判中达到和解,硬币被雪覆盖,给人很温暖的感觉。你是抱着要让父辈的历史安息或平稳落地的心态去结束小说的吗?

张悦然:其实这个小说很难结尾,它是两个人对话的方式。另外,这个问题的探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答案。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一代人都要走出历史的阴影、父辈的影响的问题。但是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意识到就能走出阴影?我觉得可能很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结尾的。就像你说的,小说要有一个闭合,要有一个终点,所以我觉得终点并不是设置成一种还原,而是设置成一个希望和一个新的考验,就是在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前方还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要面临更多更多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希望的昭示吧。

南方日报:日常生活里越来越少英雄角色,所以文学人物也渐渐回到普通人的历史经历、精神挣扎中。在《茧》中,你最着力塑造的是哪个人物?

张悦然:我觉得《茧》里面的人物也都是失败、普通的人,但我觉得主人公身上有一种对抗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罪还是对于爱这一话题,他们都是用一种对抗和一种迎击的姿态。我会觉得这种姿态是很重要的,无论面对历史还是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从内心很认同主人公。比如说女主人公,她在做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去探寻父亲的历史,甚至因此失去了现实生活的热情。但我觉得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我觉得她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纯粹。这种东西是我认为需要具备的精神。

谈80后历史写作

不了解父辈的历史就不能了解自己的成长

南方日报:下一代能不能够跳出父辈的阴影?你的写作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吗?

张悦然:是不能啊,但我觉得没办法去处理。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们其实就在周围无形影响着我们,塑造着我们,这个很重要。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无视。其次,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对话,了解为什么我们父辈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经历把他们变成这样的。当我们理解他们经历的时候,和他们的沟通和对话也许会很好很多。

是的,写作本身也是对话。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素人采访,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父辈发生过或经历过什么事件,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中国之前的很多历史都不了解,也不知带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样穿行这篇历史来到现在的。这个“不知道”就会导致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成长。一代人成长必须要遵守许多条件,你成长为现在的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主角。你其实是被历史影响的。

南方日报:小说被称作“80后的精神成长之作”,很大原因是你正面介入了父辈的历史和精神世界,涉及罪与罚的命题。80后写历史和前几辈写历史有什么不同?会不会让你抛弃之前的个人精神?

张悦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要去架构历史,我只想着要对自己的主人公负责,我要把他担心和困扰的问题展示出来,所以这确实是从个人作为切口入手的,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宏大或个人,细致或广阔,都没有优劣之分。每一代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方式来介入历史,我们国家有太多对于宏大叙事的传统和诉求,但是从我们的父辈到我们的精神是不同的,而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从个人出发的,这可能是必然的趋势。

南方日报:这部小说的写作跨越了7年时间,你似乎有一种还原、驾驭历史的野心或者追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80后要超越过去,走出过去的风格、格局。你是在追求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吗?

张悦然:其实我是在应变具体的困难。像我刚才说的,我开始地基挖小了,后面有越来越多的人物,我需要把他们安置起来,我需要去盖一个更大的房子。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如果我去考虑外界的别人怎么样或者厚积薄发的话,我的心态会特别的不好。

现在这个世界速度越来越快,真的要和外界尽可能地保持距离。就像我刚说的,一个作家你有什么样的信心相信读者可以等你十年?很少有作家有这个信心。但如果你只考虑一件事情,你只去面对写作的困难,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要讲的是里面的人物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阴影,怎么样去走出这个阴影,这个挣扎的过程是一个很难去展现的东西,你不能把它抽象化,真的是要很多的情感和细节去支撑的。

南方日报:据说很多青年作家现在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用写短篇小说的方式去驾驭长篇。你是这样的吗?

张悦然:这的确值得反思。我们一开始从“新概念”比赛出来的时候,其实很早就开始写长篇,属于一边写一边去学习的过程,不像国外很多作家,他们可能一开始写短篇,过了很多年才推出第一篇长篇,我这个年龄在国外可能第一个长篇还没写出来,但我们国内的写作特别快,所以可能就导致长篇的完成度不高,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是短篇搭建出来的长篇。

但长篇并不是现在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不能省略的。其实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确实考虑得比原来多很多,当你带着思考去解决问题、去写作的时候,可能每一步都变得很难。

而且你不要想用轻率的办法,用几个人物简单地构建起来就完了。我还是想用扎实的态度去过这一关,我觉得这个关是必须要过的。

谈创作观念

我肯定希望把写作当作毕生的事业

南方日报:80后作家早期的文字都浸透着一种忧伤,似乎是一代人成长的普遍心境。而成熟后的写作就试图去摆脱这种调子。回过头看,为什么忧伤呢?而90后就很开心的样子,甚至有人说90后不再喜欢文学了。

张悦然:我也不明白现在的青春文学怎么都变成治愈的、励志的。从这方面来说,肯定90后要比80后乐观和积极很多。但我觉得用“忧伤”来说是不对的。80后的作品里面也有对抗,他的忧伤是因为他和那个世界之间有摩擦,有不适应的感觉,所以他觉得痛苦。

而且痛苦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上表达出来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真实的内心声音。其实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这样的,青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很多的限制,会有围困的感觉,我们要去对抗很多东西,比如说已经有的规则、体制,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当时那代人。

但我不太理解90后。比如我觉得每一代人的青春都要有对抗的姿态,有一种想要去撕裂某种东西的姿态。我不知道现在90后有没有撕裂的姿态。

南方日报:这些年主编杂志《茧》为当年那批新锐队伍保留了一个阵地。你在试图走一条既保持个性,又寻求突破的中间路线吗?

张悦然:我是这样的,我肯定希望把写作当作毕生的事业,所以我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去找一个更好的准备工作,为之后储备更多的能量,这是很必要的事情。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而不是从外界的需要或者说是影响。坦白说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今天在签售的时候,有很多的读者依然记得我之前很久的作品。

我惊讶读者可以记得我那么久,能够一直支持我,这是我过去十年里很少想过的问题。现在是一个纯文学领域更狭窄的时代,对于新的纯文学领域的作者来说,积累一些读者是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忽然迸发的时候,而且有同龄的一代人,真的有一种强烈的共振,所以留下的印记是非常深的。但是现在市场更加分化,纯文学领域更加狭窄,很难和读者建立很深的情感。

我觉得我还是走在一条和市场、体制保持自己独立性的路上。像当时的周嘉宁、蒋峰,他们都在写作,但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成名很早,但后来都是自己在做调整和准备,然后去走自己的道路。(记者 陈龙 实习生 孙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