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先生二三事

201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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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电话里,文洁若先生的声音,少女般清脆.甜润.在北京木樨地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她时,眼前这位出生于1927年的八旬老人,与电话里那个声音,一时让

电话里,文洁若先生的声音,少女般清脆、甜润。

在北京木樨地一座居民楼里,拜访她时,眼前这位出生于1927年的八旬老人,与电话里那个声音,一时让我难以划上等号。

她面容慈祥,皮肤白皙,仪态端庄,平易近人。昨天在电话里,她要我们和她一起参加译林出版社在京召开的一个会议。今天,她特意仔细地着了淡妆,换上一袭蓝底银花的套裙,戴上了项链。临出门前,她对着镜子,梳理了一下蓬松卷曲的头发,又低头将胸饰调正,那是一朵素雅的紫色小花。

我与妻子微笑着看她做这一切。

这时,她想到,出席会议的,还有几位老朋友,她想带几本近年出版的《生机无限》。她问我:“我想带几本书,你怕不怕沉?”我说“不怕”,她转身引领我们走进书房。

书房不大,也有些乱,书及杂物挤得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陈旧的老式家具,淹没在一摞一摞书籍之中。另一间屋,也是书房,同样,书一堆一堆从地板摞至高处。书架上有些灰尘,像是许久没人住,其实是她忙,顾不上收拾。

四面墙上,见缝插针挂满照片,彩色的或黑白的。从中,我看到了年轻的萧乾,拥着小孙女的她,泛舟湖上的她与萧乾,……有些是老照片,已经泛黄。

1954年,她嫁给了离过三次婚的作家萧乾。萧乾比她年长17岁。当时,萧乾请她看了一出话剧。当剧中人说出“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萧乾捏了一下她的手,小声说:“我40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然而,这段美好的日子,只延续了1000天。

婚后第三年,萧乾作为右派分子,到农场劳动。她对萧乾说:“叫下去就下去。别说十年,我等你一辈子。”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支撑起一个家。

在某历史时期,萧乾不堪批斗之辱,多次自杀。因为有文洁若,他又坚定了活下来的信心。言及往事,她说:“那时,我就是一只老母鸡,把萧乾和孩子们保护在翅膀下。”

1990年,年过八旬的萧乾和60多岁的文洁若开始翻译西方文学现代派“天书”《尤利西斯》。四年后,这部巨著被译林出版社隆重推出,旋即在国内文学界引起轰动。

萧乾的晚年时光,是她人生中又一段美好日子。她说:“可惜太短了。”

1998年,萧乾先生离世后,她一个人平静地生活。儿女们在美国,想请她去。她说在国内习惯了,到国外不适应。

这之后的10年,她也没有请保姆。因为她一个人生活,简单,“一辈子都靠自己,老了也不想麻烦别人”。平时,她很少下楼,在家读书、写作,整理与萧乾有关的资料。“我从小生活在宗教家庭,自从嫁给萧乾后,他就成了我的宗教。”指着墙上照片,她说。

收拾停当,她想了想,“该带的都带齐了,咱们走吧。”

来拜访她,我与妻子为她买了些糕点。进门后,顺手放在客厅桌子上。现在要出门了,她提醒我们别忘了带走。

“这是给您买的。”此刻她的反应,有些“不近人情”——“嗨,你给我这一堆东西,我一个老太太,得吃多少天哪!?”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还好,她把糕点拎到厨房去了。走回来时,她说:“我收下了,谢谢你们。”下楼梯时,她说:“你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下次来,千万别给我花这个钱啦!”

到楼下,我建议说:“咱们坐出租车过去吧。”她坚定地摇摇头,“不花那个钱,咱们坐地铁。”

看我想再说什么,她笑着补充道:“我喜欢坐地铁。”

往地铁站走,她脚步飞快,我与妻子跟在她后面紧追。下台阶进站时,她慢下来,手抓扶手,一步步往下走。我伸出手,想搀扶她,但被她拒绝了。她笑着说:“今天你能扶我,明天谁扶我?还是让我自己来。”

地铁车厢,拥挤不堪,有人起身给她让座。她表示感谢,却不想坐。让座的人也不好意思坐,我劝她“还是坐下吧,人家一片心啊”。她点点头,坐下,抬起头说:“其实,我更喜欢站着。站着有益身体。再说,我不老,身体棒着呢。”

——这是2006年的事。那一年,她80岁。也许有一天,在北京地铁里,你遇到一位朴素端庄、喜欢微笑、不喜欢坐着的老妇人,她,可能就是文洁若。

出地铁后,到会议地点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手提的那包书有些沉,我再次建议坐出租车。她说:“不坐车,我们走,年轻人运动太少更应该多走。”

这让我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来北京时,在西单图书大厦,初次见到她时的情景。

当时,她对我说:“我是运动型的老太太,每周要步行20公里。今天早晨,我从木樨地步行到建国门,到社科院听大江讲座;午饭后,又从建国门走到西单,我慢慢走,一点都不累。一位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讲过,人衰老首先从腿开始,如果一个人每周坚持步行20公里,他就不容易衰老。”

此刻,我只好从命。

会议后,译林社所请的在京数十位文化名流一起用餐。我与妻子忝陪末座。餐毕,众人握手寒暄,即将告别。此时,她大声喊来餐厅服务员。

指点着桌上剩菜,她说:“姑娘,把这些剩下的饭菜打包,我要带走。”赠送的果盘里,余有数颗葡萄粒,服务员没有打包,她微笑着说:“还有这个,也请一起打包。”在文化名流愕然的目光中,数桌剩菜剩饭,被打成两个大包。

我在一旁看着,有些难为情。没想到,她开始喊我,“你别在那边站着啦,快过来帮我提啊。”我走过去,低声问:“这样好吗?”她坦然相对:“这有什么不好?吃了总比浪费了好啊。”

——曾经有一本书,把她列为“最后的贵族”。近距离地观察她,我发现,她哪里是挥金如土的贵族,她是一位和蔼可亲、惜福爱物、过平常日子的邻家奶奶。不过,想想也对,她是真正的贵族,因为她有一颗高贵的心。

会议主办方派车送她回家,在路上,我向她求证一件事。

那是我读到的一则故事。在公交车上,有乘客往地上吐了口痰。她见后,走过去,把自己手中的信封撕了一半给他,“你没有纸,我给你,以后不要往地上吐了。”该乘客面有愠色,对她说:“我都活五十多岁了,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某一站,该乘客下车了,售票员对她说:“这样的事,我们不敢管。”到家拿出信封,她才发现,信封里原本装着两张电影票,此时只剩下半截了。

她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对人对事,要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一直按着萧乾先生说的做着。看到不文明的事,我就想管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