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的子女 毛泽东的党外朋友李鼎铭
对于李鼎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是无人不晓的一位历史人物,因为他的名字跟当时人人必读的“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恐怕就有些陌生了。 一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生于1881年,幼年时家境贫穷,寄居在舅父杜良奎家读书。
杜良奎,前清举人,是大名鼎鼎的有“儒将”之称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父亲,其精通史籍,擅长文墨。
少年李鼎铭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勤奋,在饱学的舅父言传身教之下,勤奋攻读经史,兼学中医,奠定了国文、史地和医学知识的坚实功底。1903年,22岁的李鼎铭赴绥德府应试,被取为廪生。
廪生是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能够享受如此助学待遇的读书人是很少的,由此可见李鼎铭在当时当地算是一位出类拔萃且前程无量的青年学子。但李鼎铭并未留恋这些,为让家乡寒门子弟能有机会读书,他毅然放弃“府学”,于1904年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私塾。
1910年,绥德开办中学堂,特邀他前去任教。在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上,李鼎铭算是一位名闻遐迩的有学问的人了。 民国以后,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曾当过两次区长,还任过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
从政时,他有自己坚定的操守,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绝不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现,他宁可辞职回乡。
1913年,他在担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时,利用临水寺庙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由于政绩斐然,民众送他一块“造福桑梓”的金字匾额。后来他一边从政一边悬壶济世,用妙手回春的医术,行医救民,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又有人送他“济世神医”的匾额。
1936年,他兼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时,曾惩办了几个鱼肉乡里、欺行霸市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 1917年,米脂县著名的文化人杜斌丞先生由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史地部毕业,回到家乡榆林中学任教,次年出任该校校长。
独居塞上的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杜斌丞是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他聘请了思想进步、顺应历史潮流的李鼎铭和他舅父杜良奎老先生来校执教,李鼎铭任国文、史地教员。
在教学中,李鼎铭根据自己历年来积累的知识,编纂了《蒙古历史教科书》一书。全书3万余字,史料翔实,对有关史实的叙写,条理依据非常清楚,颇具特色,是一部研究汉、唐、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传承、沿革兴衰、嬗变发展的史书。
可惜,这部珍贵的史料,被长久尘封,直到1989年才得以出版问世(出版时改为《北方民族历史教科书》)。
后来,李鼎铭辞去榆林中学的教职,回到米脂的山乡搞小学教育实践,在桃镇创办一所国民高等小学,自任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学童从基础抓起,从小学抓起,着重国文、算术、史地、修身等课的教学。
由于李鼎铭治学严谨,教学有方,桃镇国民高等小学教学质量明显优于他乡各校,吸引了邻近佳县、绥德、横山等地不少学生来校就读,学生一度达300余人,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些领导人如高岗等,就曾在此校就读过。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当时的处境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李鼎铭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是肤浅的,对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他曾说当时“政治上我原本是中间偏右的”。
李鼎铭的二儿子李力果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了革命运动。李力果经常向追求新知识的父亲讲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早先,李鼎铭认为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不对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又不愿盲从,随人云亦云“社会主义不对”,但到底怎么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他要弄个明白。后经过李力果的输导,他找了几本社会主义书籍,边读边思考、比较,终于知道社会主义乃是天公地道的主义,是真理,年轻人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甚至不惜献身,那不是胡闹而是大智大勇,便由开始不同意、不支持儿子进行革命活动,进而转为倾向社会主义。
1931年,李力果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与薄一波、杨献珍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一道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李鼎铭知道,儿子是因为救国救民的举动才被国民党投进大狱的,他给狱中的儿子寄出长信,鼓励李力果“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勉励其子坚定意志,在“困苦艰难中磨炼精神”,增长志气启发知识,支持儿子为正义的事业而英勇奋斗。
从此,李鼎铭开始接近共产党,愿意为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曾于1934年,掩护和救治过数名身负重伤或患重疾的陕北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抗日爱国的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李鼎铭认为这事变与共产党有关,共产党和蒋介石有整整10年的血海深仇,一定会借此机会假张、杨之手除掉蒋介石。但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后,蒋介石却被释放了,这使李鼎铭感到十分意外,甚至迷惑不解。后来,在看了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讲话材料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共产党胸怀坦荡,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以民族大局为重,所以才能置党派恩怨于度外。他从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
从此,李鼎铭对共产党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敬佩八路军是天下少有的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军队,认为共产党做事得人心,称赞共产党领导人是有治国本领的人,国民党比之差得很远。
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长达5年之久的李力果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薄一波、杨献珍一道赴山西,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力果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其父李鼎铭先生。1939年,李力果赴延安中央党校受训结束后,在返晋途中回家探亲。
父子二人在家谈了几天,对李鼎铭的思想根本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李力果的启发下,李鼎铭对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兴趣更为浓厚。先后阅读了《资本论》、《列宁选集》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革命理论陶冶下,李鼎铭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三 1940年初,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任务,即在普选产生的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的分配名额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之一,中间派三分之一。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明文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这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民众普选中,李鼎铭以资深的开明人士身份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已为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李鼎铭聆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演说。
毛泽东在演说中,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的作风,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的,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共产党员决不可以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以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李鼎铭是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得非常透彻,诚恳,感人肺腑,对毛泽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次参议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克服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如何克服抗日民主政府中存在机构臃肿、人事繁杂现象和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
广大参议员围绕上述议题踊跃发言,积极献策,就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许多提案和建议。 李鼎铭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根据自己在此之前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动跟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11位参议员商量、酝酿,毅然以自己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地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提案提出后,反响极大。一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才是,而搞精兵简政,简直是自己束手待擒,觉得不可理解。更有极少数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参议员从这个提案联想到国民党的“限共”方针,进而怀疑提案的提出者的动机不良。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多数参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李鼎铭这一提案。毛泽东将提案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 在大会发言这一天,毛泽东亲临会场,坐在听众席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各位参议员的意见。只见李鼎铭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李鼎铭语气诚挚地说:我来自民间,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将在民间所见所闻略为陈述。
我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
”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二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地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
李鼎铭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即站立起来,带头鼓掌,并边鼓掌边到台前,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提案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意见的正确性,对李鼎铭先生爱国爱民的热诚和远见卓识表示赞扬。
同时,对一些同志对李先生提案的责难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严肃提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怀疑李先生提案动机的同志,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
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的“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决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随后,毛泽东还亲自执笔,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目叫《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
“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 李鼎铭是个很有个性的乡村知识分子,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凡是要他主持的会议,事先他都要把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数,要他画行签发的文件,他都得仔细审阅,字斟句酌,绝不应付了事。 在他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初期,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套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制度,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内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往往把李鼎铭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职权并不尊重,而他自己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在意,明白表露了自己的不满态度。
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皆一反常态,再不像从前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有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征求他对某项工作的意见,他总答道,“你们党上咋说咋好”。有时请他签发文件,他也不画行。
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和林伯渠觉得不对头,认为一定存在什么问题,便决定由罗迈主动找李副主席好好谈谈心,开诚布公地征求他的意见。 一天晚上,罗迈专程去看望李鼎铭。 罗迈一踏进李鼎铭住的窑洞便开门见山地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
”李鼎铭吃惊地问:“为什么?”罗迈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不画行,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这样一来,便把李鼎铭蓄积在胸的意见给勾了出来。
李鼎铭当然知道罗迈是位曾经担任过中共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布尔会维克,对罗迈本人,他向来是非常敬重的。现在罗迈亲自登门,态度又如此诚恳,他也就率真地将“闷”在心里的话一齐抖了出来:“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是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
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罗迈见李鼎铭坦诚地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而且说得又很在理,便当即向他作了自我批评。
边区政府党的组织认识到确实没有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于是采取了切实的改进措施,以确保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不做客人而做主人,有职有权。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重新积极起来,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讲“我们政府”如何如何了。
1943年,李鼎铭以他的参政智慧与理论水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古代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念》书稿,用唯物、辩证、群众的观点,发掘了我国古代的优秀的文化成果。
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发掘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他主张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指出:“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
”他在著述中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 这部遗著终于在几十年后的1997年12月得以出版发行。
据一些专家、学者称,李鼎铭先生这部力作,对今天所有坚持中国特色的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好书。 1944年6月,外国记者团来延安参观。
英国记者斯坦因指名要采访李鼎铭,边区政府没有任何干部陪同,只派了一名翻译。当李鼎铭在回答斯坦因“你是不是有职有权”的提问时爽朗大笑地说:“我有职有权!”接着,他随意而谈,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
后来斯坦因十分满意地说道,李鼎铭先生在谈到他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担任副主席有职有权时,确实是开心地笑了,可见共产党说话真心实意,表里一致。 五 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单身食宿在政府机关,专心致志,忙于政务。
1941年年底,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荣归故里。
当时在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停留两个月,总是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同当地士绅畅谈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是,深得当地绅士们的拥护和称赞。
当李鼎铭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从此之后,毛泽东和李鼎铭交往更加密切。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无论怎样忙也都要接待、交谈。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总是恭敬地称他为“李老先生”。
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信任,他们之间的深厚的友谊,还可以从《永昌演义》这本书的作者李健侯的际遇上得到证明。 李鼎铭米脂老乡李健侯,出于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热爱,花十载时光,六易其稿,写成一部颇受读者欢迎的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虽是小说,却有史料价值。
1944年初,李鼎铭将《永昌演义》修改后的稿本推荐给毛泽东评阅。毛泽东读后,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
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
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李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 泽 东 四月廿九日 李鼎铭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即转达给身在米脂的李健侯。
不久,李健侯来到延安,由李鼎铭引荐,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奖励他200元边币。后来,李鼎铭虽然作古,但毛泽东却没有忘记李鼎铭所荐之人。新中国一成立,便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录用李健侯为省文史馆研究员,为其修改《永昌演义》创造条件。
可惜天不假年,此书刚开始修改,作者即于1950年不幸逝世。 六 “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这是中共元老谢觉哉在1945年11月写的《赴李鼎铭生日宴》一诗中的两句。
李鼎铭博学多才,自青年时起就钻研医学,早已成为米脂县的名医,已如上述。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在忙碌的政务之余,他运用自己多年所擅长的本草方剂之术,不但给当地求医的群众看病,还给中央和边区一些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看病。
对中医情有独钟的林彪,也曾向他请教过医道。 毛泽东在跋山涉水的长征途中留下关节疼痛之症。
有一段时间,他的关节痛复发,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后,便来到毛泽东住处给毛看病诊脉,当即开了四副中药,他十分自信而且又很有把握地对毛说:“吃了第一服药,叫你胳膊抬得起来,第二服药叫你胳膊能转动,第三服药胳膊就自由了,第四服药就能让你翻单杠了。
”当时中央卫生处负责同志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都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毛泽东服中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看吧!” 果然,毛泽东服完了四服中药胳膊疼痛自然被祛,活动真的自如了。
自此之后,毛泽东有病就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方。有一次,毛泽东还特意将别人送给他的一支上好人参派人送给李鼎铭,并附有一信,说明这支人参供他配药使用,表达了他对李鼎铭所从事的中医事业的极大关怀和支持。
1941年,王明在延安生病治疗期间,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使王明出现药物中毒病状。几十年后,王明在其回忆录中,提及这件事情时写道:“……是由非常有经验的中医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诚挚热情的李润诗医生的积极努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能受喝了多年洋墨水、吃了多年洋面包、两眼一直向洋的王明刻骨铭心的称赞,由此亦可见李鼎铭先生对医术是何等的精通!
当时在延安,人们对中西医的看法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中医不科学,落后保守,主张废弃中医,只立西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医止于皮毛,只有中医才是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因而鄙视西医,独尊中医。
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毛泽东曾就此对立的两种意见征求李鼎铭的看法。李鼎铭十分辩证地对毛说:“中西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的意见,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起来。
”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中医中药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提倡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医疗组织,并且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
李鼎铭还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以身作则,将数十年积累的行医经验,以及全部医学良方都贡献出来,并敦请中医世家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
他知道自己已到老年了,担心自己的中医技术后继无人,希望能将自己的长子李振三接到身边,培养为一个中医工作者。李振三早年随父学过中医,后离家10多年,改行在国民党统治区铜川做机械技术工作。
李鼎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边区速派人持李鼎铭的亲笔信到铜川交涉。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将李振三及其妻儿接到了延安,了结了李鼎铭一大心愿。
1947年初春,国民党动用20万兵力重点进攻延安,3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李鼎铭先生虽年迈体弱,但仍与群众同甘共苦,随边区政府跋山涉水,辗转迁移。
10月,边区政府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办公。12月11日,德高望重的李鼎铭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症,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6岁。 中共中央专发唁电。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戎马倥偬中写下了长长的挽词,盛赞李鼎铭先生“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社会各界同赞李鼎铭先生为“爱国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