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与精兵简政丶 李鼎铭:首提“精兵简政”
“对于李鼎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是无人不晓的一位历史人物,因为他的名字跟当时人人必读的“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恐怕就有些陌生了。” 早年从教 李鼎铭,陕西米脂人,生于1881年,幼年时家境贫穷,寄居在舅父杜良奎家读书。
杜良奎,前清举人,是大名鼎鼎的有“儒将”之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父亲,其精通史籍,擅长文墨。 1903年,22岁的李鼎铭赴绥德府应试,被取为廪生。
廪生是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1904年回到家乡桃花峁村办私塾。1910年,绥德开办中学堂,特邀他前去任教。在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上,李鼎铭算是一位名闻遐迩的有学问的人了。
民国以后,李鼎铭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曾当过两次区长,还任过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从政时,他有自己坚定的操守,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绝不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1917年,米脂县著名的文化人杜斌丞先生由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史地部毕业,回到家乡榆林中学任教,次年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了思想进步、顺应历史潮流的李鼎铭和他舅父杜良奎老先生来校执教,李鼎铭任国文、史地教员。
后来,李鼎铭辞去榆林中学的教职,回到米脂的山乡搞小学教育实践,在桃镇创办一所国民高等小学,自任校长。学生一度达300余人,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些领导人如高岗等,就曾在此校就读过。
思想转变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当时的处境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李鼎铭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是肤浅的,对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持怀疑观的态度,他自称当时“政治上我原本是中间偏右的”。 1931年,儿子李力果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与薄一波、杨献珍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一道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李鼎铭知道,儿子是因为救国救民的举动才被国民党投进大狱的,他给狱中的儿子寄出长信,鼓励李力果“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勉励其子坚定意志,在“困苦艰难中磨炼精神”,增长志气启动知识,支持儿子为正义的事业而英勇奋斗。
从此,李鼎铭开始接近共产党,愿意为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曾于1934年,掩护和救治过数名身负重伤或患重疾的陕北红军游击队队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敬佩八路军是天下少有的军队,是抗日最坚决的军队,认为共产党做事得人心,称赞共产党领导人是有治国本领的人,国民党比之差得很远。
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长达5年之久的李力果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随薄一波、杨献珍一道赴山西,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力果出任山西新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其防区与陕北米脂隔黄河相望,他常托人带些革命理论书籍给其父李鼎铭先生。在革命理论陶冶下,李鼎铭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提案始末 1940年初,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任务,即在普选产生的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的分配名额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三分之一。
《陕甘宁地区施政纲要》上明文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民众普选中,李鼎铭以资深的开明人士身份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0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已为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李鼎铭聆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演说。毛泽东在演说中,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的作风。
李鼎铭是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得非常透彻、诚恳,感人肺腑,对毛泽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次参议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克服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如何克服抗日民主政府中存在机构臃肿、人事繁杂现象和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
李鼎铭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根据自己在此之前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动跟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11位参议员商量、酝酿,毅然以自己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这提案提出后,反响极大。一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才是,而搞精兵简政,简直是自己束手待擒,觉得不可理解。
更有极少数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参议员从这个提案联想到国民党的“限共”方针,进而怀疑提案的提出者的动机不良。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多数参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李鼎铭这一提案。毛泽东将提案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 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随后,毛泽东还亲自执笔,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目叫《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 “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政勤勉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李鼎铭是个很有个性的乡村知识分子,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凡是要他主持的会议,事先他都要把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数,要他画行签发的文件,他都得仔细审阅,字斟句酌,绝不应付了事。
1943年,李鼎铭以他的参政智慧与理论水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古代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念》书稿,用唯物、辩证、群众的观念,发掘了我国古代的优秀的文化成果。
他主张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指出:“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直正实现。
”他在著述中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 这部遗著终于在几十年后的1997年12月得以出版发行。
据一些专家、学者称,李鼎铭先生这部力作,对今天所有坚持中国特色的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极有价值的好书。 1944年6月,外国记者团来延安参观。英国记者斯坦因指名要采访李鼎铭,边区政府没有任何干部陪同,只派了一名翻译。
李鼎铭在回答斯坦因“你是不是有职有权”的提问时爽朗大笑地说:“我有职有权!”接着,他随意而谈,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后来斯坦因十分满意地说道,李鼎铭先生在谈到他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担任副主席有职有权时,确实是开心地笑了,可见共产党说话真心实意,表里一致。
肝胆相照 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单身食宿在政府机关,专心致志,忙于政务。
1941年年底,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故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荣归故里。当时在边区,能享受这等殊荣的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当李鼎铭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
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留一点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真是开明人士!
” 从此之后,毛泽东和李鼎铭交往更加密切。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无论怎样忙也都要接待、交谈。毛泽东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总是恭敬地称他为“李老先生”。 “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
”这是中共元老谢觉哉在1945年11月写的《赴李鼎铭生日宴》一诗中的两句。 李鼎铭博学多才,自青年时起就钻研医学,早已成为米脂县的名医。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在忙碌的政务之余,他运用自己多年所擅长的本草方剂之术,不但给当地求医的群众看病,还给中央和边区一些领导看病。
1947年初春,国民党动用20万兵力重点进攻延安,3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李鼎铭先生虽年迈体弱,但仍与群众同甘共苦,随边区政府跋山涉水,辗转迁移。10月,边区政府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办公。12月11日,德高望重的李鼎铭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症,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6岁。中共中央专发唁电。 作者赵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