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特务案 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功臣张东荪 成了永不能平反的美国特务?

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作为政论家,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青年时代的张东荪,摄于五四时期)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他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云“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他认为“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对两个派别都不完全认同,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

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张君劢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和挚友张君劢以国社党领袖的身份,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针对时局提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张君劢还众望所归受命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的宪法草案落笔后,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以完成制宪,中共则坚持改组政府为制宪前提,并联合民盟抵制国大。

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张君劢认为:“我们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希望民主和和平两者均能实现,但在两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

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他本人没有出席国大,主持的民社党和青年党都一起参加了这次制宪国大。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

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

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

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锋一起与解放军谈判,最后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晚年张东荪在书房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

不过,据历史学学者杨奎松考证,“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不管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的作用如何,中共还是非常认可他的功绩。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称张为“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张东荪本人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五百七十六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以五百七十五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事后大家一致猜测,没有投的一票,只能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1951年,中共30年建党大庆前夕,追求进步的文人们纷纷发表文章回忆、庆祝。因为张东逊自中共建国以来无一篇应景文章,叶笃义劝他趁此中共党庆的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沉默的自由”。

早在1949年元月下旬,就中国未来政府之事宜,张东荪与费孝通、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到西柏坡拜会了,会谈中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外交是坚定的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

(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参加友人婚礼) 

自从与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的王正伯(也有说叫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正伯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在与王正伯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新政权下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

后来经由王正伯送汇票破获了一部地下电台,这个电台曾经发送宋时轮第九兵团入美信息,导致志愿军损失惨重。王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交代了和张东荪的关系,由于王正伯既不是美国人,又够不上定“间谍”,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但不同意对张东荪逮捕,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

1952 年 2 月至 9 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

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除了接受教育改造, 怎还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文革之后张东荪被抄家,三子张宗颖1966年与妻子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

张东荪全家合影

1968年,已经82岁的张东荪被“逮捕”。 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宗炳子)、张佑慈(张宗颖子)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余年。

据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两国发表标志着打开建交之门的《上海公报》,躺在病床上的张东荪听到这个消息,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至死都不承认自己“叛国”。

1978年陈年历史旧案几乎都被平反了,邓小平亲自决定张东荪不予平反,张东荪成了可能是永远也不能被中共平反的一个历史人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东荪于北大朗润园) 

张东荪生平简介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著名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曾参加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五四时期依附北洋军阀,为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主编其机关报《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

张东荪和孙子张鹤慈

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不久,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为名,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大革命后,加入张君劢组织国家社会党,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编辑《自由评论》,参与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华北支部委员、主任委员。1944年9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8月,国家社会党与民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著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

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

1951年因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