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的历史作用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抗争奋战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民主同盟作为独立的中间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贯彻抗日主张  反对妥协投降

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遂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10月10日,民盟在《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公开声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 今后将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等十条纲领。

民盟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在民盟成立前后,民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

对此,黄炎培、张澜等人于1939年1月发表了《讨汪通电》指出:“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绝对反对。”“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抗日斗争中,沙千里创办的《大众报》、第三党创办的《抗战行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和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李公朴和沈钧儒创办的《全民》等刊物, 在民众当中宣传民主和抗日,对于动员人民,推动抗日,坚定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民盟中的许多成员还曾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之中。救国会的大批成员进入华北、陕北和华中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乡村建设派在日寇侵占山东之后, 组织邹平乡建学院学生在山东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并在河南收集山东逃难人员, 进行集训, 然后派回山东敌后参加抗战。

高崇民曾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后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领导工作。杜斌丞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重要幕僚,参与了“西安事变”全过程,为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发生后, 黄炎培担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运输,救护伤兵难民;联系工商界,迁移工厂;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募集救国公债。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 曾先后代表文化界赴江西、湖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沟通国共歧见  坚持团结抗战

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国共合作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调解国共矛盾、平息内争是民盟在抗战时期作出的特殊贡献,这是其他任何党派所无法替代的。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共关系十分紧张, 面临重开内战的危机。黄炎培指责国民党“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沈钧儒指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 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并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

1941年2月,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致书蒋介石, 要求妥善解决“皖南事变”有关事宜。为了缓和国共矛盾,以利于团结抗战,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热心奔走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推动国共双方做出让步。在中共的坚决反击及民盟的调解和强烈抗议下, 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军事”, 国共关系趋于缓和, 维护了统一战线。

1943年7月, 蒋介石违背承诺, 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国共两党关系又陡然紧张。对于国民党不顾抗战大局而制造的反共摩擦,民盟积极从中调解。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 各有区域, 各有军队, 能否合作, 实为国人之所深切关心”“设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国家为目的, 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1945年6月2日, 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联合民主人士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 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 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 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 久为国人所渴望。

自商谈停顿, 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 一致希望继续商谈。”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 甚为敬佩。

”“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6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是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是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次日面陈蒋介石, 蒋表示无成见, 可以商谈。七参政员立即飞赴延安, 与中共进行商谈。

7 月1 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 不顾盛暑, 亲访延安。在延安期间, 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 达成《延安会谈纪要》,由六参政员送交蒋介石。

《延安会谈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起到了沟通国共歧见的作用,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平息内争、要求民主改革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反对专制独裁统治  力主实行民主政治

民盟成立之初的政治主张可概括为“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实行民主政治一直是民盟十分关心的问题。1943 年9 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在其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许诺, 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 制定颁布宪法。

对此,民盟主席张澜在1943 年9 月18 日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 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 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 结束党治, 取消党化”“从速实施宪政”。

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 张澜还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 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 “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

张澜并当面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 要求蒋介石立即结束训政, 还政与民。1944年5 月, 民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

1943年,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危机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挽救危局。据此,中共代表林伯渠在1944年9月15日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民盟的热烈响应。

1944年9月24日, 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 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 是治日少而乱日多, 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 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 团结官民, 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 我们将来要民主, 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 尤其需要民主!

”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 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 实行联合政府, 才能挽救危机! ”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也都发表了演讲, 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成立联合政府。

10月10日, 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等九条要求。同一天, 在昆明举行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 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发表演说, 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正当各党派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时, 蒋介石于1945年3月1日, 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 公开抵制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宣布“预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

蒋介石的演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各党派的谴责。3月10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 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国内团结问题, 必由政府召集各党派之领袖会议以求解决”,呼吁“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

3 月12日,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与昆明文化界300 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指斥蒋介石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 提出“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以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共同举行国是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7 月18日, 民盟领导人章伯钧发表《主张停开国大,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的谈话,希望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趋势, 容受人民的要求, 以壮士断腕之决心, 作悬崖勒马之毅行,实施民主改革,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 迅速召开政治会议”。

民盟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建议, 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以坚决的态度, 为此共同主张作一致的奋斗”。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 民盟坚决站在中共一边, 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共的政治斗争,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央盟讯》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