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蔡畅的关系 邓颖超澄清与周恩来有关的史实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楼前留影。

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3周年纪念日。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为夫妻。从此,一生相伴50余年。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体现在对于周恩来去世后的宣传报道中。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是否抱头大哭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那时正在值班。邓颖超在电话中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了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三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她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说:"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三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三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三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他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力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李少石是否被特务暗杀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被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

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

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他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周恩来是否叫卖过《新华日报》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大都讲到周恩来1941年1月18日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

1978年8月,邓颖超接见红岩纪念馆的同志,提及周恩来是不是"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时说:"搞清楚这件事,是你们红岩的责任。"

为此,红岩纪念馆认真作了一些调查,并于1979年11月刊出调查报告。当事人和知情人之一的刘昂看到后,感到还是与事实有些出入。刘昂是蔡和森、蔡畅的姐姐蔡庆熙的女儿,1940年5月被派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身边任秘书。历任中共南方局秘书处三科科长、统战委员会秘书、宣传部秘书等职。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2月6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昂从红岩村回到曾家岩50号,邓颖超先回房间去了。刘昂等随周恩来来到了值班室。等候在那里的一位同志看到周恩来进来了,立即上前汇报说:"附近国民党的宪兵把今天的《新华日报》扣留了。

"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走出大门,向附近宪兵连走去,抗议他们扣留《新华日报》。当时,随周恩来同去的,有彭海贵、祝华、刘昂和徐冰,张晓梅随后也很快赶到了。

站岗的宪兵看到来势不对,不让周恩来一行人进门。周恩来只得站在巷子里同他们理论,坚持要宪兵立即退回被扣的《新华日报》,宪兵不肯退。后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闻讯赶来,他劝周恩来先回曾家岩50号休息,由他来交涉。周恩来态度坚决地说:"报纸不退回,我决不走。"

2月初的重庆,天气寒冷,周恩来只穿了一件大衣,帽子都没有戴,站在宪兵连部外的那条小巷子里,一直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经过周恩来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宪兵才被迫退回他们扣留的《新华日报》。周恩来拿到报纸后,分给报童一部分,自己还拿了一些。随行的同志簇拥着周恩来走出巷子,向上清寺走去。这时附近的群众争着要看《新华日报》。周恩来一边走,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他们。邓颖超当时不在场,所以她没有印象。

有一次刘昂见到邓颖超时,特意同她谈了关于周恩来有没有"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刘昂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报告。至此,周恩来是否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终于按照邓颖超的意愿搞清楚了。

在这前后,邓颖超发现有的同志所写的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回忆文章中,有些情节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提出应该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写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实际上,董必武当时还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

又如,文章中对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实,说二楼住的都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安插的"内勤"。事实是,二楼住的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刘瑶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三楼住的是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访重庆曾家岩时,澄清了这些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