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郝相赫事件 孙家洲为何应该“放弃”郝相赫

事情经过几个反复,郝相赫贴出回应文章申屈,不少读者看后认为郝文不卑不亢、大有古风;不料郝的同门又贴出其朋友圈截屏,郝在转发评论时数次称阎步克教授、北大历史学系为“垃圾”,因有文章题曰:“在可以截屏的时代,狡辩是没有用的”。

公开信和截屏曝露后,孙家洲“门内”的事成为“学界”的事、“教育界”的事,更扩大成社会事件。从来没有哪次关于“学界争议和批评”、“老师开除学生”的争论如此热闹和激烈。

这个事件牵涉到几个问题:一是研究生的身份问题,究竟属于“学生”还是“研究者”;二是学术界的“规矩”问题,小字辈能否批评大咖的能力水平以及如何批评;三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问题,朋友圈表达意见可以如何进入公共传播渠道。

近一段时间以来,全民学历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普及而大幅提升,事件涉及的历史学科则是现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不折不扣的“显学”,而“刷朋友圈”也成为几乎每个人每天必做的事,故而事件引起反响之大可谓有因。

就事件本身来看,我非常支持孙家洲教授的做法。有人说,研一的学生还年轻,年少轻狂可以谅解,前辈师长要有气度。但是,这不是郝本人专业学识的问题,而是他性情上的问题;也不是老师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问题,而是指导教授有选择弟子和那些有可能成为其学术团队成员者的权利的问题。从事文史学科研究,不单需要知识、见识和研究能力,更需要性情,显然郝相赫的性情并不适合,而性情是很难改变的。

“你可以年少轻狂,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学生跟我从事专业研究,请你转投他师,或另从他业”——这样的逻辑不是很正常吗?

同为人文学科文史领域的研习者,我毫不讳言对郝的口气和论调极其反感。任何领域都该有适当的话语,这是专业的要求,也是规范的边界——学界对此尤为敏感,而且尤当敏感。试问学术圈都不谈“理”,而是一片没来由的诋毁谩骂,何以成其“学”?何以见其“术”?郝相赫如果能针对被他斥为“垃圾”的学者著作写出五篇以上令同行基本信服和认同的书评,那么他的批评也许有益——事实是只有“批”而没有“评”,对学术精英的侮辱近似歇斯底里,而更令人疑惑的是他对北大历史学系的莫名仇恨是否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反智”。

挑战权威、通过找出大咖的疏漏来获得满足和成就感,这是不少年轻学者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心理,但是批评、建议、商榷的手段和方式至关重要,“学术”、“学术”,正是指要以适当的方式和方法研究和表达——学术规范和学术禁忌,也是题中之义。

在此谈一些我的经历和感受。在我所研究的专业内有一位大咖,声名非常显赫,我早些时候曾读过他的几篇作品,并不以为然。研一上学期修先唐文学课程,任课老师拿出一篇大咖的论文带领我们一起研读,由此探究论文所论对象和论文写作方法。

课程临近结束,要求每人准备一份期末论文,并做成PPT到课堂申述。当时我就该大咖的那篇论文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PPT上详列理由加以辩证,报告完毕后,任课老师表示理解,并鼓励我说:“我觉得先生如果今天在座,也一定会很感兴趣并予认可。

”后来大咖曾来校讲座,谈论“文学经典生成”的问题,我早早去占了前排位置认真听完,第一个举手提问。大咖的回答在当时我看来,并不能正面解答我的疑问也是他的面临的一个问题,此后我很轻率地觉得,大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即使大咖真的名不副实,与我有什么相干?即使我能指出大咖学问文章中的小小疏漏,又于我何益?“破”固然有其学术意义,但真正的价值还是在“立”。

我的叙述并没有完结——当我的博士论文提交答辩时,学院及学科组出面,邀请并组成了一个强大阵容的答辩委员会,该大咖亦在名单之内。起初我不以为意,大咖的格局很大,并不以专研究我研究的对象闻名。现场的情况是,我报告完论文的基本设想、结构和问题后,各位专家委员给予不少肯定和赞许,唯大咖指出一点他觉得尚有疑问处,让我心惊,因他所谈正是我自觉论证极其薄弱的地方,也是全文最具隐患的“期门”。

后来把大咖一些著作找来细读,深觉学术界“浪得虚名”这件事出现的概率并不很高,也感慨自己“博士出门,始知学问”。

近些时候,“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已经被严重曲解,并成为不择方式肆意表达者的护身利器。其他领域姑置不论,我们只希望学界多一点严谨踏实,少一点肆无忌惮和口没遮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