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的下场 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的三重解读

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的三重解读

赵东云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倍受打击迫害的王稼祥同志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信后,满怀感情地地对总理周恩来说,王稼祥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关于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这一重大历史事迹,相信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毛泽东所评价的“关键的一票”,多数人就难言其详了。

笔者过去对此也曾经有过模糊认识,一度幼稚地认为,王稼祥仅是在党内斗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近来,查看了一些关于王稼祥和遵义会议的历史资料,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王稼祥表态时机来看,这一票很是关键。

要理解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所发挥作用的关键性,有必要了解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

自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取得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派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不得不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等人继续“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军事指挥屡屡失误,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战斗减员至3万人,多次激战不利,更使红军士气低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遵义会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一直存在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则是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一度处于劣势,在中央苏区时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自己属于“少数派”,可见博古当时在党内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这从遵义会议上凯丰(何克全)出语反驳毛泽东可见一斑。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王稼祥和张闻天(洛甫)支持博古、李德、凯丰,或者不明确表态,“左”倾错误路线没有得到抵制和批判,那么,红军必然将面临灭顶之灾(这从红军已有的经历可以推测)。

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说,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即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弥足珍贵,很是关键,为挽救党、挽救红军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王稼祥当时的政治地位来看,这一票很有份量。

参加遵义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另有红军总部和各大军团负责人7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另外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3人。

在这20人中,最有发言权的是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大军团负责人属于扩大会议后的参会人员,发言权次之,至于其他3人只能算是列席会议或工作人员。事实上,遵义会议的主角正是10中央委员。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谦虚地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批驳了博古的观点,认为正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才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红军屡战不利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最先在会上提出红军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王稼祥敢于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既显示了他的非凡的政治气魄,也是由其在党和红军中的政治地位决定的。

王稼祥自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也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王稼祥和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一直被视为红色教授、党内理论家,所以在党内、军内有很大影响力。因此,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不仅与其身份相符,而且有足够的份量。

从王稼祥政治立场的转变来看,这一票难能可贵。

有人曾指责王稼祥是那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人声称王稼祥是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是王明的“钦差大臣”,有人指出王稼祥在苏区工作时也犯过“左”倾错误,王稼祥在晚年的回忆录(朱仲丽整理)中对此予以驳斥。

其实,在王稼祥一生革命长河之中,偶然出现一些瑕疵,本不足为怪,就像文革中开国元勋们受政治形势影响在一些公开的政治场合作违心表态一样,并不有损其光辉形象。

王稼祥与王明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接触和联系。不论王稼祥对王明的态度如何,但相关史料表明王明是想拉拢王稼祥的。也许正有这层因素,所以王明才放心让王稼祥回到国内、前去苏区并担任党的重要职务。

在当时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依据组织原则,王稼祥执行过一些来自莫斯科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令,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政治产物,亦不必过于感到奇怪。可贵的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王稼祥能够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且能够脱离其羁绊勇于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也曾经与“左”倾错误路线有过斗争,但单纯地出于维护党内、军内团结,他的斗争不够坚决。王稼祥的态度与他起初未能清晰地认识“左”倾错误路线有关,也与他谦逊、和善的性格有关。随着长征中红军多次遭到重大挫折,随着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机日益临近,王稼祥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拍案而起,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鲜明态度,表明他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彻底决裂。这是他革命人生中的辉煌一笔,此后,无论是领导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还是在同张国焘分裂势力的斗争中,无论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是在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王稼祥都一直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

所以,毛泽东晚年评价王稼祥时用了“关键的一票”之语,这既是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果敢表现表示赞赏,更是对王稼祥一身革命生涯给予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