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与朱德 张澜与朱德、罗瑞卿等人的师生情
1949年5月26日,张澜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到京后,朱德和罗瑞卿马上相约去看望老师张澜。见到老师,两人向老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分别二三十年的师生一见面,极亲热,像孩子一样,每人拉着老师的一只手,用南充话亲切地拉起家常。当时张澜很高兴,童心大发,骄傲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个就是我的杰作嘛!”说完三人相视哈哈大笑。然后,他们两人分别站在张澜两边照了第一张师生合影。
张澜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在教育界各个层次与类型,从蒙馆、书院,到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张澜都有涉足,都有建树。他的学生遍及四川以至全国,张澜的学生、曾经长期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政协主席的任白戈在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的诗中写道:“嘉陵江上一巨人,才高八斗气纵横”,“海内盟员皆后辈,蜀中学子半门生。”1942年张澜七十寿辰,黄炎培等好友及门生为张澜祝寿,当时仅在成都的门生就有1200多名。
一、张澜与朱德
朱德是仪陇人,1906年,他舍近求远从仪陇到顺庆府(南充)中学就读,受教于张澜。
当张澜知道朱德家境贫寒后,对他勉励有加。在张澜的熏陶下,朱德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第一次接触到“革命”二字。后来,在张澜的鼓励下,朱德又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
张澜和他的学生朱德、罗瑞卿
朱德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师。抗日战争时期,戎马倥偬中,无论延安中共人士去重庆,还是遇到川军将领,他都要托他们问候老师。1944年林伯渠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他曾托林伯渠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带给张澜。
解放后,张澜年老多病,再也不能外出,朱德每次外地视察回京后,毫无例外,都首先去拜望老师,或请老师到自己家中做客,聊外地的所见所闻,国家的建设发展情况。吃完饭,还搀着老师一起去散步,边走边聊。
张澜去世后,朱德仍然关心他的后代,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朱德把张澜的长子张乔啬、女儿张淑延、长孙张正华接到家里,朱德和他们进行了一次亲人般的长谈。最后还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回来后,张乔啬写信将谈的内容转告给在外地的子女,他们也终于从迷茫中看到希望。
朱德与老师一起去散步,边走边聊
不久,邓小平复出。此后,张乔啬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在外地当铁路工人,正在挨整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尖子生的二儿子张达华也调到了对口单位。
二、张澜与罗瑞卿
张澜是罗瑞卿最敬重的老师。
1922年,张澜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1923年罗瑞卿进入该校读书。张澜的次子张慕良与罗瑞卿曾是南充大林寺小学先后的同学,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此,罗瑞卿经常到张澜家,得到张澜的耳提面命。张澜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后生寄予希望,送许多进步刊物,使年轻的罗瑞卿接触到救国的道理。
在张澜家里,罗瑞卿见到当时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新蜀报》等革命的进步的报刊。罗瑞卿又向同学推荐,带动了身边的青年。不知不觉,有了一定的领导组织才能,加上他人长得高大,遂成为学生领袖。
1923年5月1日,南充县立中学校庆,校长张澜发表了讲话。会上学生们表演了《农民泪》和《军人血》等革命话剧。罗瑞卿在《农民泪》中还扮演了主角一个青年农民。戏终,全场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劳工万岁!”等口号。
1924年5月,军阀何光烈勾结南充地方劣绅秦童怀等抽收“佃当捐”。时任南充中学校长的张澜,立即组织师生集会,声讨何光烈,会后,他还亲自出面去斥责何光烈。同时,让学生领袖罗瑞卿和任白戈等人带领学生们游行反对“佃当捐”。游行中,正好与催收“佃当捐”的秦童怀迎面相遇,罗瑞卿一声令下,愤怒的学生将秦童怀一把抓住痛打一顿,严责其为虎作伥、帮助军阀搜刮、残害百姓的恶行。
何光烈听到消息,暴跳如雷,要抓捕领头学生。张澜安排罗瑞卿等躲起来,自己出面打理,又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解放后曾任南充市副市长)交给了何光烈。
在张澜的掩护下,罗瑞卿后来离开南充,辗转到了上海,最后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6年张慕良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德国勤工俭学。1927年春临出国前,张慕良特地到武汉看望正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的罗瑞卿,对罗瑞卿选择从军很赞赏,并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都闯到革命路上来了,把当年忧国忧民的心血都用到革命的事业上来,我们永远并肩向前闯!”
张澜也常常提到罗瑞卿的往事,“罗瑞卿不仅书读得好,还特别活跃。他和任白戈领导同学反对驻军何光烈横征暴敛时,真是有勇有谋,像个大将军!”
解放后,罗瑞卿经常带着夫人和子女去看望他的老师。每每在难得的茶余饭后时间,罗瑞卿总是要向孩子们讲他老师的一些有趣的事,“我的老师平时讲话有点结巴,一天在早会上,张校长用响亮的四川话说:今天…我…我要宣布一…一件破…破…破天…天荒的事,我们学…学校聘请了一位女…女教师来任教……”说完罗瑞卿哈哈大笑,对老师的热爱溢于言表。
三、张澜与任乃强(筱庄)
在我国有一位研究藏学的先驱、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筱庄)先生,他1905年就读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张澜时任校长。校长认识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他11岁考入高等小学堂,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样小的学生免不了淘气,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一天,他看到围墙附近有一架竹梯,就约同学把竹梯靠在墙上,小家伙迫不及待地爬上墙顶去眺望,那个同学想开玩笑,搬走了竹梯,悄悄躲了起来。他发现后急得大喊大叫。正好被张澜听到,走过来搭梯把他接下,然后捡起地下的一块篾片打了他几个手板。他觉得特别冤屈,从此很讨厌自己的校长。
张慕良(1937年)
但在听了校长的课后,渐渐变为钦佩他与敬爱他了。
任乃强回忆道: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叫人敬佩。
任乃强回忆中写道:校长嫌原讲修身课的老儒言论迂腐,改为自己来讲。所讲的也是经史格言,但不是理学家那一套,而是鼓励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类古籍成语。有一次期中考试,他出的题是“如何才能改过”。他并未曾讲过有何方法改过。考生问他,他要学生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许多年纪大点的同学,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去阐述。我对经籍一窍不通,只曾读过《论语》,记得子路好勇和他闻过则喜的故事,便勉强写出:“惟有勇才能改过,故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自嫌17字不成文章。恰好历史课讲过了汉武帝晚年厌兵,下诏悔过。于是再配上一句:“汉武帝晚年悔过。”凑够24字搪塞,羞缩缩地把卷交了。万未料到,他给我这卷子打了100分,并用红榜贴出来,为全校示范。这真使我感到已被绑在高跷架上,不能不努力学习了。以后我有过失,老师总是用“你从前是怎样的”这句话来责问我,使我不能不痛改前非,力求上进。
1910年,任乃强又转入张澜任校长的官立南充中学,因聪颖好学,更深受张澜喜爱,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书和珍贵的日本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借给他摹绘。任乃强第一次见到现代地图,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从此养成终身喜爱地图测绘与收藏的习惯。1915年得老师张澜、卢子鹤等的资助赴京求学,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堂(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学农业经济地理专业,成为一位国内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后来,他深入藏区调查、研究,终成一代藏学家、民族学家。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为和平解放西藏服务,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贺龙的部队入藏,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与罗瑞卿(左三)、张澜、徐冰等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