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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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孙立平教授,男,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

习总博士导师孙立平的盛世危言新三观

   孙立平教授,男,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是习总清华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被称国师。他的著作与理论观点很多,与时俱进、切中时弊、发人深醒,震聋发馈,我总结后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概括性集中体现在全新诠解的新三观,即“稳定观、”“改革观、”“反腐观。”

    一、教授国师的“稳定观”

    2009年,他出版《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

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他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地方法。

孙立平认为“维稳就是对法治的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达指标而不择手段,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

不仅是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截访、征地、强拆、迫害异见人士、恐吓记者、镇压维权行动、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与法治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他甚至认为“改革前,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现在又搞了20年的权力维稳。这些年形成的权力维稳模式必须得到清算。”因此,他力挺用法治约束维稳,用秩序思维替代维稳思维。”

    二、教授国师的“改革观”

    他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希望走到这个东西的前面,但是无论如何要对这样的危机和矛盾作出反映,这个反映的过程就是我们改变的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

”他认为, 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

    孙教授特别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

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所以他力挺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三、教授国师的“反腐观。”

    2005年,他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提出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的构想;出版《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提出利益博弈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和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

2012年11月29日,孙立平教授进一步在财经年会《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上如此表示“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不断做大,现在要维持现状,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这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既不想前进,也不想后退?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现状,方便用权力时用权力,方便用市场时用市场。

” 他甚至认为“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他把利益博弈与利益集团的形成看作是腐败的始作蛹者,同时一针见血指出权力与市场即权与钱拆开是反腐的关键。因此,他力挺制度反腐与约权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