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事迹 军事专家罗援之父罗青长:现实版“深海”

他16岁参加红军,曾三过雪山草地;他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身份打入敌军从事地下活动,联络情报“后三杰”,使党中央及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位高级干部,为了台湾问题,总理曾对他连写了四个“托”字。他就是罗青长。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主管中央调查部工作,随后担任部长。

引子

军事专家罗援忆父亲

说起自己的父亲,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向雄辩滔滔的罗援少将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父亲的经历太丰富、太曲折了,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军事科学院办公室,作为著名军事专家的罗援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父亲和属于父辈的传奇故事。

参加长征“红小鬼”三过雪山草地

罗青长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 1931年至1934年在家乡苍溪县中学学习时便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苍溪,16岁的罗青长等23名小伙伴一起加入红军的行列。这23名一同参加红军的小伙伴到全国解放时,幸存下来的只有罗青长一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作战的第一枪,罗青长告别故里,跟随队伍开始长征。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每一次都有一些红军战士长眠在那里。有一个小战士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 ”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罗青长耳边,一直在激励着他,鞭策着他。

隐蔽战线 办事牢记“三句话”,冒险取回保密箱

从1938年开始,罗青长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的身份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负责联络我党在西安的有关情报关系,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动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罗青长第一次受到严格的情报保卫训练。当时的社会部副部长陈刚的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不该知的即不求知,不该说的即不说,不该交往的即不交往。 ”“父亲一直按照这三句话办事,这一辈子他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低调的。 ”罗援说。

毕业后罗青长就被派往西安,从地上转入地下,公开身份是杨虎城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

在敌后工作充满惊险,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罗援听父亲跟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文件箱里,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后来这个地下党员思想发生动摇,说保密箱放在他们家里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催促罗青长尽快把保密箱取走。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险,也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危害。在请示上级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等着和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联络员也没来。这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穿的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无名英雄” 让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战争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对我党的情报工作甚是赞许。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当时胡宗南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员。

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阴谋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

补白

在出生入死中收获爱情

“尽管隐蔽战线的工作时刻面临着危险,但也并不总是惊心动魄。 ”罗援说,“在紧张的工作中,父亲也体会到了友情和亲情,他还在工作中收获了爱情。 ”

1940年,在西安胡宗南部队潜伏期间,罗青长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杜希健。当时,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工作。

“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 ”罗援说,“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

杜希健搭乘周恩来的卡车来到西安,然后被分到了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正好由罗青长领导。在白色恐怖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敌后结成了革命伴侣。在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外面只有北风的呼啸声,还有那种刺耳的警笛声。

四处奔走终为潘汉年平反

罗援说,“为了给潘汉年平反,父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

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然而也就是这一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场冤假错案之中。

按照周总理要求,由李克农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其他两名同志组成三人调查小组。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反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周总理病中对他连写四个“托”字

自从进入隐蔽战线,罗青长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1952年起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他又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多年追随周恩来的经历让罗青长受益匪浅。在罗援看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为人处世,父亲都受到周恩来的巨大影响。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当即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

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为了台湾问题,总理用颤巍巍的手连写四个‘托’字,一方面表明了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殷切期望,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我父亲的高度信任。 ”罗援回忆说。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赶到医院时,总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罗青长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

”当他听完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出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当他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

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按照总理的遗愿,他和总理的两位卫士将总理的骨灰撒进江河湖海。

铭记总理嘱托心系台湾

“对于总理的嘱托,父亲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 ”罗援说。

1960年,总理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给张学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书,托人转交张将军。第二次转交,张将军终于看到了。捎信人阎明光带回了张将军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

2005年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行让罗青长兴奋了好几天。“父亲相信,如果总理九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罗援说。 据《北京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