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200师回国有多少人 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远征军200师百岁老兵
我在严寒中的北京起飞,在中缅边境下了飞机,一路坐车进入缅甸。缅军军官迎接,热情洋溢,刚才还是羽绒服,一下进入骄阳似火、草木皆哀的境地。连续十几天的汽车颠簸使我几乎进入散架的状态。缅军的师长开车行进一路,坑坑洼洼,红土飞扬。
车上有冲锋枪,师长还给我一只美国生产的手枪。我担心走火,又还给了他。在欢迎的酒会上,地方军司令长官用不娴熟的中文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来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总理长者的风范和微笑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缅中有很长的边界线,缅中友谊世代相传。我中国朋友很多,有军方的,政界的,经济方面的。有中国首都北京的,也有云南省的、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可想进我们野人山方面转转的,就你一个。”他右手握着酒杯,不解的目光始终在我脸上扫描。
我在缅甸既想进野人山、也想进大帅府。我遇见什么人都想聊;衣衫褴褛的、西服革履的。语言不通,而且,吓我一跳:旁边一个人一弯腰,居然不小心掉出一只左轮手枪来!
缅甸的两极分化使我想到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铁和血的较量,生与死的搏斗。缅甸的贫穷和富有也使我联想到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联想到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本来的任务和职责。
在宴会上,我吃到豹子肉和蟒肉。缅甸的酒,让我直到今天还在恐惧。
缅甸的野人山十分落后,深山里时至今日没有流传进多少现代文明,如果使用“刀耕火种,和原始社会状态”来形容的话,可能有一点过分。但是,联想到60年前与日本军队拼杀过的撤退中的戴安澜将军及二百师官兵经过此处情景,足以见得其艰难困苦于一斑。
张老汉吃一碗面条需要40分钟,他慢慢的吃,我静静的看。一根一根的。
老人的回想也很慢,断断续续,悠悠长长,象一根丝线,穿越时空,连接一百年。
张老汉叫张家福,1904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人。有个妹妹,我忘记问是不是还活着。他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张老汉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八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五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
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六年四书五经。”张老汉说他19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的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国土的侵华战争。张老汉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张老汉得意的自述:“我字写得好。”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那时,张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1942年,张到远征军二百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的楚雄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
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二百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中伏,浴血殉国。
老人回忆,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二百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二百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二百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
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