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刘泽华 葛荃 编)》四

90年代以来,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卷)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早期道教,认为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采取了自然与社会一体化的政治思维方式;第二,强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协调;第三,以“道”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第四,追求太平的理想王国。

由此可见,早期道教具有明显的参政愿望,这是后来的道教所不及的。刘著对《太平经》的政治思想也做了分析,认为该书除了具有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特点以外,还融合了大量的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道家化。

它在宣扬宗教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相对合理的思想,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治世良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因而成为东汉末年农民发动起义的理论根据。

以上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显然是以历史理论的阶级分析为主,而没有从信仰的层面分析道教与政治的关系,也没能就道教思想进行政治哲学分析。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思想,学术界的研究不仅薄弱,而且在体系的划分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例如,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书于30年代,其中的道教部分包括了唐代统治者崇道、傅奕的反佛、敬礼王者之争等内容。

当代学者的研究范围较之前贤要乏得多,倾向于将元结、谭峭、罗隐以及《无能子》等作为唐末五代道教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再如,台湾学者们认为,道教政治思想主要见于唐末五代元结、罗隐等人的思想中;大陆学者则认为,道教政治思想见于隋及唐初的王玄览、成玄英、司马承祯、吴筠、李筌、杜光庭等人,有关的研究主要见于张岂之、任继愈和刘泽华的著作中。

关于佛教的研究,一般都从宗教的角度立论,当然其中也会涉及社会政治,但很少有人把佛教中的政治思想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几十年来,只有陶希圣、吕振羽、侯外庐、刘泽华等人曾对佛教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其中,由于陶著成书较早,当时学术界关于佛教政治思想的研究范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以今天眼光来看,他的研究仍然过多地陷于佛道学术论争中。

吕振羽注意到佛教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佛教“在各族统治集团和贵族地主的倡导下,佛教便成为北朝的国教,佛学乃取得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5页。)在南朝却遭到反对。侯外庐的认识与吕著相近,指出佛教在南北朝时被国教化,政治上的作用一方面是主观的麻醉剂,另一方面作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力量。

(参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章第四节,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刘泽华的研究认为,佛教传人中国已久,之所以能在南北朝时期大兴,有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因,也有佛教改造自身以迎合现实的因素,因此“佛教中的政治思想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主要影响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政治哲学部分”。

(参见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十一章,第三节。

)佛教中的“空有不二说”能使人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思考和改变;“涅槃佛性说”的倡导者竺道生主张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说”与“顿悟成佛说”影响深远。佛教的圣人观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也很大。佛教的人性说体现在《涅槃经》的佛性说中,可教人忘却现实的不平等,安于命运,或寄希望于来生。(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最为详尽的是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不过,他的研究基本属于宗教学术史,其中涉及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也涉及“排佛”、“反佛”,特别涉及到范缜的《神灭论》。总的来看,这种研究与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和立论角度有别,但在学术界一般有较多的倡和者,例如萧公权的研究即属于这种类型。

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儒、释、道三者的关系。从历史的现象看,在整个魏普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儒、道、释既冲突又交融,随着南北朝的终结,政治上的统一完成,儒、道、释趋向合流。不过,这一方面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学术源流与分合,其间的政治分析未能突出。

隋唐时代是佛教的大发展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佛教政治思想的研究当以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刘著摒弃了单纯陈述历史史实的方法,努力探求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内因,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其主要论点有三:其一,佛教道德的宗法化与臣民文化。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经过中国化过程才会为人所接受。作者正是从这角度入手,认为“从政治文化角度看,中国化的佛教是古代臣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二,“辅教助化”。佛教与王权进一步结合,成为君主教化天下的重要手。其三,“弥勒出世”与反抗王权的政治意识。作者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说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农民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

与儒、道政治思想研究相比较,佛教的政治思想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许多问题尚待发掘,如: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儒道两教思想的吸收;佛教缘何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等。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入,学者们将会从更多的角度对佛教政治思想作出研究。

9、元代的政治思想颇有特色。

学者一般认为,元朝为蒙古人统治且不足百年,从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并无多少可以研究的东西,因此在多数政治思想史著作中,元代往往是被忽略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只有吕振羽、萨孟武、刘泽华等人所著思想史中有所涉及,而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十分少见。

就目前对于元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有两个主题:一是元代儒生的用夏变夷思想(如萨孟武、刘泽华等),二是理学在元代的发展(如吕振羽、刘泽华等)。对思想家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有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郝经、赵复、姚枢、刘因等。

萨孟武对元代政治思想的评述,重点在于华夷之辨。他通过引述前人有关“正统”论的观点,对当时儒生们关心的华夷问题作了较多的讨论,并将元代理学家的观点概括为“华夷本来无别,异族能行汉法,亦可以君临中国”。(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451—461页。

)刘泽华等人对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不过作者认为,元代儒士虽然通过“用夏变夷”思想使儒学得以自保,并且使元朝统治者部分地接受了汉族文化。

但是,儒学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并没达到融洽的程度,汉法不过是“夷狄之君”统治中原汉地所不得不采用的统治手段,儒家政治思想在元代固然有所传延,却未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作者还指出,“用夏变夷”思想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兼容性、应变力和调节机制的休现,意味着儒家文化自我保存意识的成熟程度。

正是由于“用夏变夷”政治价值的张扬与实践,以儒学为主体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体系才得以克服并走出与异族文化冲突的困境,长期延传下来。(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235页。)

吕振羽谈到理学在元代的发展时指出,在元代的残暴统治下,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层利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因而地主阶级的理学便发展为折衷朱陆的理学思想。他还列举出许衡、吴澄的思想加以说明,并斥之为不知大义的无耻奴才。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23—528页。)刘泽华等人则对程朱理学的北传与理学的官学化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儒生士人为了谋求政治出路,只能依附王权,而蒙古统治者为了提高其权力的合法性要利用儒学,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形成了合力,终使理学官学化的过程得以完成。

作者还指出,理学思潮正是经由元代这一环节,方才登上官方政治思想的宝座,因此,对元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不可被忽略。

总体来看,元代政治思想颇有特色,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有的研究大多数都比较零散,观点较为单一,这正好为研究者们填补其中的不足而留下了空间。

10、明清时代的政治思想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内涵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般而言,中国近现代时期许多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会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的牵动,明清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早在19世纪末叶,即在甲午、戊戌时期(1895一1898),随着中华民族民族危机加重,有关明清政治思想的研究开始萌芽。

其时,首先受到志士仁人热切关注的是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其中尤其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最受瞩日。戊戌时期,有维新志士印行《明夷待访录》私相转送,宣传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此外,谭嗣同在《仁学》中借王夫之的夷夏有别思想宣传民族革命。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还处在萌芽状态,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中,作为一种宣传近代民主主义政治理想的手段,明清之际的政治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时论”。大体而言,从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署名但涛的《黄梨洲》一文,到1921年胡适在北京《晨报》发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关于明清政治思想的研究一直带有鲜明的“政治时论”特征。

这一时期,人们总是喜欢径直举出明清时期政治思想家著作中的民主或民权的思想成分,极力张扬,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取代了学术研究的学理准则。

典型者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天华就把黄宗羲奉为中国的卢梭,他在《狮子吼》中借“文明种”之口说:“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他的学问、他的品性比卢梭还要高几倍,……这个人就是黄梨洲先生,……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内有《原君》、《原臣》两篇,虽不及‘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早已包括在内,比民约论出书还早几十年哩”。

(陈天华:《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128页。

)另外,胡适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一文中也说:“黄梨洲的理想国家里没有国会一类的制度,但也要使学校执行国会的职务”,“国立的学校要执行国会的职权,郡县立的学校要执行郡县议会的职权”。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汇编》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334页。)显然,他们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比作欧洲近代启蒙的思想先驱,在这里,革命的激情遮蔽了冷静的学理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政治时论的特点逐渐退隐,学理精神开始伸张。大约直至进入30年代,明清政治思想研究才渐渐步入了体系化时期。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时段仍然是明清之际,人们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明清政治思想与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关系,涉及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著作有十余种,其中不乏颇具新意之作。

例如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采用政治学的观点,提出明初至清末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转变时期,即“自古代思想而转为近代思想之时期也”。

所谓“近代思想”,萧公权认为主要特征有二:“一曰以民族国家为思想之对象,二曰以民有民治为政之归宿”。他指出:“就大势言,明清两代政治思想之贡献,即在逐渐放弃专制天下之观念,而达到近代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之境地。

”(以上引自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简体横排新版,第864—865页。)另外,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一些提法也颇有理论色彩,典型者如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

杨荣国认为,“黄宗羲反君主专制与提倡民主”、(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东南出版社1945(民国三十四年)年版,第23页。)吕振羽断定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版,第583页。

)钱穆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发明民主精义”、(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陈安仁将黄宗羲誉为“清代主张民权论的第一人”、(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民国二十一年)年版,第369页。

)杨幼炯以《明夷待访录》为“近代政论第一杰作”(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2页。

)等等。这些认识,对于后世学术界的影响极为深远,有些观点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例如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其中对于明清政治思想的认识基本停留在40年代 《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的水平上。

50年代后的台湾学术界也基本坚持了3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如高准的《黄梨洲政治思想研究》(台湾阳明山华冈文化书局1967年版)、《黄梨洲之民权思想》(载《思想与时代》1964年12月第124期)、《黄梨洲民本原理析论》(载《思想与时代》1965年l月第126期)、刘麟生的《中国政治理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叶祖灏的《中国政治思想精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等,仍然使用“民权”视角来理解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历史地位。

总的来看,自20年代至70年代末,关于明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间或也有其他人物出场,如张居正、王守仁、朱舜水等,但显而易见的是,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明清之际,特别是集中到了黄宗羲身上。而且评价之高,影响之宽广探远,也是在其他研究课题上不多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政治思想研究与以往相较,可谓有所发展,但是在学术认识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80年代初期的一些理论观点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上。近十几年来,在明清政治思想的定位和整体把握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其理论趋向和整体的理论框架没有什么突破。

当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明清之际几位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定性和定位问题。总体上说,用“民主主义”来定性仍然比较时兴。徐大同、冯天瑜、萧 父、张岱年等人即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政治思想具有启蒙主义的色彩。

例如徐大同等认为:“明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发生剧变的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十分光辉灿烂的时期。

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和批判,对‘民唯邦本’思想的鼓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开始了,他们不愧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先驱。”“这是萌芽中的新的生产关系。为了要求自身发展,反对政治束缚的一种表现,是新的市民阶层要求干预政治的一种反映。

”(以上引自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1页。)冯天瑜也认为,明清之际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了民主主义启蒙精神。

他断言:“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在抨击封建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业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

)另外,曹德本在《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明清时期政治思想”具有“总结性”、“现实性”、“批判性”的特点,他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反专制思想具有“民主主义的气息,开启了近代民主主义的先河”。

(曹德本:《宋元明清政治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几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大多没有逸出上述各种认识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