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子女 经历者忆焦裕禄家风:严格要求子女不准孩子看“白戏”
1966年春上,我还是个半大孩子,在山东沿海的一座小县城里,我从父亲订的省委组织部办的《支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虽渐行渐远,但饥馑仍在中国城乡的一些角落徘徊。现在回想起来,在人们咬紧牙关拼力扭转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困难的关键时期,焦裕禄像一道电光石火,一下子把人们困厄与重压下的心照亮了——
新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职第二天,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来到兰考火车站,目睹被灾荒逼迫背井离乡逃荒的群众,连夜开会研究如何鼓舞干劲领导群众改变兰考面貌;为了制伏“三害”,焦裕禄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大雪封门的时候,连转9个村子的焦裕禄走进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家动情地对她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多年带病坚持工作,肝痛得厉害时,焦裕禄就用手按、膝压和硬东西顶,日子久了,办公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在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中,不准孩子“看白戏”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焦裕禄得知孩子看戏时,告诉收票叔叔“焦书记是我爸爸”,没有买票就进去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焦裕禄又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那个年月,能看一场电影和戏,是近乎奢侈的难得精神享受。十里八乡的农村群众为看一场电影,翻山越岭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是常事。我和小伙伴就时常为无钱买票到电影院看电影而苦恼。因此,我很能理解报道中那个“看白戏”孩子的心境。虽然少不更事的我尚不能完全认知焦裕禄这一举动的全部意义,但对他带头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的做法印象至深。
2003年深秋,我随驻豫某集团军部队赴兰考县东坝头黄河大堤抗洪抢险,一干就是40天。东坝头是重塑中原的黄河最后一次拐弯的地方,也是倾注焦裕禄心血和汗水的一方热土。那段时间,我时常乘车从坐落在兰考城南的焦裕禄半身塑像前经过,每每感受到焦裕禄坚毅的目光,那“目光”带给我巨大的力量。
不久,我在开封见到了焦裕禄的二儿子、时任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焦跃进。虽未曾谋面,但对他并不陌生。2002年10月,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亲赴北京卖大蒜的报道。那时,他在开封市所属的杞县当县长,组织实施“大蒜兴县”战略,在北京展销会上亲自推销,使杞县一跃成为全省第一的大蒜生产出口基地县,他也因此被评为“中国果菜产业十大杰出人物”。几年过去了,在杞县当过8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焦跃进已赴开封履新。
这个与父亲焦裕禄有过类似从政经历的“大蒜县长”,下乡当过农民、生产队长,一头扎在豫东农村干了20多年。当年,焦裕禄为根除“三害”,曾经用脚板丈量了东坝头的每一寸土地,而焦跃进也曾追寻父亲的脚步,在东坝头乡埋头苦干当了近6年乡党委书记。这次见面,我弄清了焦跃进不是那个“看白戏”的孩子,是电影《焦裕禄》中嚷着要吃红烧肉结果被父亲骂哭的那个孩子。
“你为什么不到父亲工作过的兰考去当县委书记呢?”
在我的内心深处,希冀焦家子承父业。
焦跃进坦然笑道:“我去兰考不好干呐!”
不矫情,不掩饰。他如实道来。
他告诉我,父亲辞世的时候,自己只有5岁,尚不知道父亲的离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后世今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彻底读懂父亲,还是在当了乡党委书记特别是县委书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