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书法名家作品欣赏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在狂乱中觉得优美。
划分
广义的草书
是指草写的书体。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文字不统一的远古时代，自然不会有统一规范的草书，那时出现的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二是在文字统一后，在应急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起草文书稿件、记录他人谈话时，行笔快捷，笔画连带、省略，信手写的不规范的潦草的字，这种潦草的字很难用于交流，隔久了甚至连写字的人也难以识别，这种潦草的字就属于广义的草书。
草书
为了便捷书写，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尤其是在篆书向隶书转化的时期，民间流行的草字的数量逐渐增多，写法逐渐统一，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终于产生了具有法度的草书，那便是章草，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今草，狭意的草书就是指章草和今草。
自章草起草法就基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草书是笔画省略，结构简便的书体。二是，草书是以点画作为基本符号来代替偏旁和字的某个部分，是最具有符号化特征的书体。三是，草书的笔划之间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带呼应，是便于快捷书写和便于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
简史及特点
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发生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文字演变的主要原因。
每当社会变革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文字应用频繁，个人随手省简，异体字出现的速度加快，为了使文字更加利于应用，势必要加以纠正。甲骨文时期有草写的痕迹。“周宣王太史作籀书”、“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以及蔡邕以八分书写熹平石经等，都是两周、秦、汉各自对当时流行的字加以规范化而颁定的标准字样，也是公认已形成的新的书体为正体字的开端。
但是要求简易的趋势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
据魏晋人记载，东汉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刘睦死前，明帝派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章帝时，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可见公元 1世纪中叶以来，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
到新莽时期，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简就已经完全是草书了。但是从周代到新莽时期都不曾把草书列为一种书体。
《说文解字》成书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年)，许慎在《叙》里说“汉兴有草书”，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
东汉末期，张芝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各成流派。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之文，蔡邕有类似之议，以维护正体字的地位，这反映出草书已极一时之盛。
汉末直到唐代，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宛转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羁、气势万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
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
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綖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
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
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
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衍生与发展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如狂草书法家杜浩平、梅湘涵的书法作品，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瓘《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
故有此别论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它出现较早，从汉代初期，书写隶书时有时才“草率”地书写而形成的，由于汉章帝喜好草书，因此被称为“章草”，是一种隶书草书。
章草字字独立，接近于行草，但对难写之字简化不多，书写不变。后来楷书出现，又演变成“今草”，即楷书草书，写字迅速，往往上下字连写，末笔与起笔相呼应，每个字一般也有简化的规律，但不太熟悉的人有时不易辨认。
一般也把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草书称为今草。
今草简化的基本方法是对楷书的部首采用简单的草书符号代用，代入繁体楷书中（尽管草书出现得不比楷书晚），往往许多楷书部首可以用一个草书符号代用，为了方便，字的结构也有所变化。
因此，不熟悉的人较难辨认。草书符号的整理可以查阅《标准草书》。到唐朝时，草书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因此演变成为“狂草”，作为传递信息工具的功能已经减弱，成为一种艺术作品，讲究间架、纸的黑白布置，是否让人能认清写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在狂草中，有“词联”符号，就是把两个字（常见词组）写成一个符号。
由于当时书写多是从上到下地竖行书写，词联符号的设计也类似。“顿首”“涅盘”等都有草书词联符号。
日语中的平假名是以汉字的草书形式为蓝本创作的。
现代人学习草书一般以今草为起点。普遍认同的草书写法有于右任先生编著的标准草书（有同名字帖）。
但书法大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不赞成于先生搞标准草书，依他之见，书法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应多彩多姿，不必强求划一。品读古今作品，也“最忌偏于一好而排斥众美”。
章草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
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
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
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
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
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草书区别
章草笔画简约，有萦带连接，与今草相似。但其结体平正，用笔劲涩，笔画中有波磔，特别是捺画的起笔与捺的末笔，明显的保留了隶书的笔意，且字字独立，不相连绵，排列整齐，与今草、狂草有明显的区别。
今草即一般所说的草书，它是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形迹，并在章草和楷书的基础上加快行笔，增加圆环勾连而成。张怀瓘《书断》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终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这正是章草与今草不同体势和运笔的概括，代表作如崔瑗《贤女帖》。
狂草创始于唐朝，唐人张旭是狂草的开山祖，故有“草圣”之称。后来的和尚怀素亦是狂草大家。狂草比今草更加简便快速，且笔势更加连绵回绕，活泼飞舞，奔腾放纵，大有驰骋不羁，一泻千里之势。
古人谓其形体“或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攒翥而整齐，或上下而参差，或阴岭而高举，或落择而自披。”真是“众巧而百态，无尽不奇”。作者可借其抒发奔放激越之情，或寄以驰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
但由于其省笔多，形体与楷、行二体相差太大，故较难辨认。
引碑入草
引碑入草作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其首要问题是结合什么？引什么、入什么？需要澄清的是，引碑入草并非是在草书作品里加些许碑体字，简单地将两种书体穿插在一起，而是要将两种书体彻底融为一体，包括从内在技法到外在精神的高度融合，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书体形式和一种新的草书风貌。
碑讲究朴厚雄强，字形方峻坚削、古拙劲正，而草书讲究流放姿纵。
所以，在探索引碑入草道路上必须敢于和善于取舍，其取舍原则，就是取其最本质特色，同时舍弃其余的特色。引碑入草正是要将魏碑和草书在高级层面，并非是要将所有诸要、诸美都无一疏漏地保留下来。
否则，引碑入草必将失去实现之可行性，妄图“众美”却丢掉“大美”。这是探索引碑入草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即集中将碑的最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从根本上植入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同时，他又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求，结字高古，取法汉魏，用笔大胆，点画简省，结体奇异险峻，使他的草书书风兼具“流放姿纵”和“苍茫雄浑”的神韵。
此外，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力寻求变化和差异，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千篇多面”的特点，但整体上又能体现出凝重粗犷、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如果说在当代草书实践中，林散之为飘逸之美，那李志敏则为苍茫之美，两者风格迥异、刚柔互补，凸显“南林北李”的双峰对弈。
引碑入草的实现，最终依赖技法的支撑。一在笔法上，将魏碑之雄强、开阔笔法有机引入草书之中。
魏碑的中锋绞转、万毫齐力与草书的外拓笔法不谋而和，在草书遒媚之中加以雄强之力，使狂草线条更显张力，可有效弥补大草用笔直白乏力的缺陷。二是在墨法上，将碑之用墨的生涩老辣以及饱墨法引入草书创作中，任意铺毫，万毫齐力，纵横使转。
三是在结体和布局上，引碑入草注重“以势带形”、化线为点、疏密互补、结构天成，通过横向与纵向交替相映的字势变化，实现空间的随性摆布，提升全局的灵动和跳跃。更利于在流放姿纵的狂草中彰显出碑派的风骨与气势。
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的大气磅礴之势，得益于魏碑方笔和圆笔的浑然妙用。同时以狂草神韵境界为精神内核与之互通互融，亦方亦圆，方圆兼备，流畅中不失劲正之气。他将碑的墨法引到大草之中，厚涩之间现朴拙，酣畅之中出力道，形成浓枯对比更为强烈、线条点画更具张力、视觉感官更具冲击力的墨风特色。
他注重“用笔贵约，约而能真”，在“化线为点”的探索中将“点”的运用推向极致，打破以传统点线互补为布局的固定模式。
任何一种书体和书风从开始萌芽到发展成熟，都需要历经岁月的多重砥砺和洗礼。李志敏作为引碑入草的开创者所进行的探索，为当代书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书法理论界认真研究和借鉴。
启功先生更是对李志敏先生的书法造诣大为赞赏，他说：“只有碑帖融合，才能突破前人藩篱。而李志敏先生对引碑入草的探索，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方向。”
一笔书
今草又称“一笔书”，张怀瓘说:“(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
《书断》所谓“一笔书”是指今草在创作过程中，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映带连属，顾盼多姿，或笔笔连级，或笔断意连，所以草书又称为一笔书，张芝今传(将军帖)便是其代表作。
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十二月帖》，“一笔书”表现得就更明显了。不管怎么说张芝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难怪有人称之为“草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