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庆东的言论看“薄粉”的政治观

2013年9月23日上午10时5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一审公开宣判,这位颇具极权倾向的政治人物一审被判无期,这也符合大部分人先前的判断。“薄熙来案”作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无疑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带来启示。显然,如果把薄熙来案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坚持“罪刑法定”、“罪罚相当”的法治原则,强化“任何人都不能超脱于法律而存在”的法治观念,这将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政治人物的从政风格,也决定了他“粉丝”的成色。薄熙来是官员中的异类,这与他的地位和出身不无关系。如此“敢为他人所不敢为”的风格,也是他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而在这个队伍中,孔庆东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因此,认真分析一下孔庆东的心态,就可以发现“薄粉”们的价值认同和思维取向,这对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大有益处的。

2013年9月22日是薄熙来贪污腐败滥用职权一案宣判的日子,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关注超过以往,就是因为薄熙来案的背后还有一定的政治猜想。在这个案件宣判前,著名“薄粉”北大教授孔庆东也含蓄地表达了关切,他在微博上说:“关于司马南偷井盖的指控,官媒咬定已经形成证据链,但除了嗜血的极左极右外,民间左派右派都认为是胡扯。因此司马南被判得越重,他的形象就越高大,甚至可能成为一尊神。对司马南真正的惩罚是无罪释放,交给群众批判。这样才能化凶为吉,重新赢得人民的拥戴。”

谁都知道孔庆东在指东打西,早在“薄案”公审时,他就为“井盖”论作了铺垫,他在微博一声称:“公诉人指控司马南偷井盖儿,吴法天说亲眼看见了,染香说吴法天那天确实在街上,孔庆东说染香那天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于是法律党认为公诉方已经形成证据链,铁证如山。司马南、吴法天等随即唱和,嘲讽薄案‘证据链条’说。”于是人们也清楚了,孔庆东语境中的司马南指代的是薄熙来,而“偷井盖”一事当然是薄熙来的贪贿和滥用职权了。

孔庆东和司马南无疑是坚定的“薄粉”,他们可能并不否定薄的贪腐滥权,之所以屡屡质疑,是对中国的法治有看法,怀疑“薄案”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种看法在“薄粉”内部是相当一致的,言外之意,政治人物应该享有法律豁免权,这当然是极权思维,也是中国一切问题的肇因。从这个角度上说,“薄粉”们也是“极权粉”,他们往往顾此失彼,通过剪取极权时代的某个片断,来颠覆人们对权力的正常思考。

人们总是希望挣着现在的钱,却过着从前三毛钱就能剃一次头的日子,贵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也概没能外。其实,屁股决定脑袋,孔庆东一类的“薄粉”与对专制主义身体力行的薄熙来们在专制极权上的热衷并不一样。孔庆东们并没有体验过极权之害,而薄熙来们尽管有所体验,但他更多地是出于对权力的志得意满。孔庆东在极权时代,当属于工人阶级出身,而在当时,80%的中国人民已经沦为“农奴”,工人阶级的美好生活缘于体制对农民的盘剥,而“翻身得解放”的宣传可能在工人阶级才感同身受。因此,既非“***”又不是农民的孔庆东当然对过去难以忘怀,因此也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孔庆东最爱的一首歌叫《十三亲》,其中有这样一段:“父母亲,不算亲,父母给我们养育恩,满堂儿女留不住,年年都要添新坟。”可见这位孔子的73代孙如何数典忘祖了。极权主义泯灭人性,那位将自己的母亲送上断头台的张红兵,他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1970年,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反革命言行”写了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两个月后,他的母亲被枪决。那么再思考一下孔庆东的言论,他和当年的张红兵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一次讲座的答问环节,孔庆东评论《往事并不如烟》,发表了对右派的看法,他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当年是不是真实的反党?你如果当年确实反对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是对的,你应该站起来说: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我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什么要求共产党平反?”由此可见其人格的低下,这种对农民的血泪视而不见,对右派们的遭遇极端冷漠,反而将对毛个人的批评言论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他体验一下右派的待遇。当然,如果他选择“紧跟”的话,让他去朝鲜体验一下当农民的生活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极权主义早已经形单影只,现在的朝鲜应该是它的“活化石”。对于没有经历过极权时代的人们,去朝鲜体验一下极权之恶当然是一种选择。但孔庆东吃了朝鲜大使馆的一顿饭后,就对朝鲜的“主体思想”大加称赞,他说:“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逐渐形成了: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人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和改造者,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不能为了麦当劳和麦当娜而低下高贵的头。”但朝鲜人民的生活状态如何,一个缺吃少穿的国家,如何能够得出他们奉行了“人的尊严高于一切”?

朝鲜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零碎的消息来了解它,但通过一些分散的消息,我们也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绪论:无论是话语风格还是执政取向,朝鲜的现任领导人都是拷贝了极权领袖的作派,也窥到了他在国家与人民关系上的对立思维。孔庆东的“挺金言论”是对极权的偏好,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孔庆东的“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就没有实现的途径,因此也只能是一种空谈。

孔庆东们迷信强权,但又对民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体恤,这种矛盾心态是一种政治上的无知。因此,他的两个“井盖论”也就出笼了。强权者的心目中只有国家没有人民,任何捍卫强权抵毁法治的人都会作茧自缚,害已害人。因此,我们将“薄熙来案”看成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件大事,应该是国家之幸。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看清“造粉者”们的真面目,也告诫那些不明真相的“薄粉”们,如果死心塌地不加反思,你们随时都可能成为任建宇。 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实践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具极权特质的人物,这种极权禀赋与现实体制不无关系。而他所谓的民生政绩,不过是通过法外手段获取了应该属于全国的发展资源,或是采取透支的方式实现的,这一事实孔庆东们不可能不知道,只不过是选择性失明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庆东是集“粉丝”和“造粉者”为一体的,他们之所以要把“薄熙来案”的水搅浑,真正目的是想掌握改革的话语权,经济上的“一大二公”和政治上的集权专制应该是他们的取向。因此,试图从政治角度上解读“薄熙来案”的实质是回到改革的原点,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