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与译者的话语权力0
形态,而翻译是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属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在此笔者从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来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力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的文本选择
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文本选择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通常情况下,翻译发起者(可能是赞助人或是译者本人)在选材时都会考虑所选的文本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通常他们会选择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文本进行翻译,因为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翻译的操控“除了体现在语言和概念层面之外,还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上。”(王东风2003:
19)译者在文本选择的过程中,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是起主导作用的。
以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为例,当时的中国,国弱民穷,倍受列强欺凌。越来越多的文人志士意识到要救国首先要强民。因此,开启民智,反帝爱国,抗击列强入侵和争取民族独立是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点。
林纾作为一位爱国文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教育中所接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信条无疑是林纾个人意识形态的支点。而Uncle Tom’s Cabin中所讲述的美国白人农场主对黑奴的迫害完全可以引发中国读者的共鸣,使人们由黑人的悲惨遭遇联想到如果不反帝、不强国,中国人迟早会落得和黑人一样的悲惨下场。
由此可见,Uncle Tom’s Cabin的基调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的。毋庸多言,林纾翻译Uncle Tom’s Cabin绝非任意为之,实乃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为之。
再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例,作者大多是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像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这些小说,均有一种苦难的意识,作品深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而折射出的是译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注与同情。
此外,郭沫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译出《雪莱诗选》,究其根源是因为作为诗人的他热爱同样充满革命激情的雪莱,他要用雪莱的诗鼓舞国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雪莱诗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些译作的出现同样体现了鲁迅和郭沫若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
古今中外,意识形态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的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糖衣,再到鲁迅先生早期的《域外小说集》;从西方世界的《圣经》的翻译推广到1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