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火车票涨价 邓聿文:驳薛兆丰 春运综合症不是涨火车票价就能解决的
目前正值春运高峰。对于春运回家难问题,年年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今年的办法是在部分地方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从目前来看,效果很好。但也有一些办法似乎故意是要与社会大众过不去,例如,学者薛兆丰教授日前重提他十多年的一个观点,认为要解决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唯一办法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
他的立论基础是,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但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这中间的差额就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如果仅到此,也就显示不出薛兆丰教授的“水平”,因为此乃是一个常识。
薛兆丰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为回家过年并不是一种刚性需求,因此,在价格杠杆的调节下,即在火车票充分提价后,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会软化。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用反问的语气说,如果过年回家是刚性需求,“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薛教授的这番“高论”看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他忽略了现实中的很多约束条件。比如,人们要等放假才回家,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难以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统一假期里回家。即使撇开这些,也不提中国的铁路还承担着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薛教授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他的回答是,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先不说正常秩序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假定火车票提高到现在的黑票价格,即黄牛党卖给旅客的票价(按照经济学理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够达到的市场均衡价格),是否挡得住人们回家的步伐呢?以一张200元的车票为例,黑市价格一般能够卖到300~400元,也就是比原价贵50%到一倍。
当然,在特别紧俏的时候,价格可能翻2~3倍。200元的火车硬座价,其对应的里程大概是2000公里,基本囊括了大部分人的回家距离。以目前人们的收入,即使是农民工,400元还是掏得起的。换言之,多数人并不会因400元就被挡住不回家。
所以,除非火车票提到远高于400元的水平,比如1000元,才会抑制人们回家过年的需求;否则,在400元以下的限度内,基本上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而从现实来看,即使车票涨价,也绝无可能翻一倍,前些年铁路部门为“削峰填谷”,车票上浮的幅度也就是15%~20%。
当然,薛教授会说,这样的提价幅度太小,但是,真按他的主张,提到一个高得离谱的程度,黄牛党是没有了,火车估计也大部分要停运了,因为大部分人坐不起火车。
这也就是说,回家过年的刚性需求,在一定的价格幅度内是存在的。事实上,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比如,2008年春节,大半个中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但多少人还是依然要回家。春运公路也是一个例子。春运期间,公路的票价比平时普遍贵一到两倍,也没有减少多少农民工回家的需求。
每年的春运公路也是人满为患,尽管与铁路相比,不那么一票难求。其实,人们宁可买高价票也要回家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这种刚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这里的原因可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管有钱没钱,到了年关就得回去,这在受传统影响深刻的农民工那里,更是如此;其次,春运所涉及的,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工和学生这两个群体。学生还好办,一般有学校负责解决车票,最主要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工薪族,他们大都因为生计而在外谋生,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机会和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回家和亲人团聚,只好在春节的时候回去。
中国的春运问题主要与几个群体有关。
可以说,回家过年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衡量。另外,中国缺少慈善文化,不可能像薛教授所说的那样,指望富人通过购买提高后的票价送给那些回不起家的穷人。当然,什么时候多数国人的收入达到薛教授的水平了,就是把一张200元的票价提到1000元以上,我也赞成。
薛兆丰教授提的是他十多年的观点,那么,我也提去年春运期间在《每日经济新闻》发的文章的观点,我们应该跳出春运来看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5%,不仅滞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滞后于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水平。
城市化滞后说明城市接纳的农村人口比较有限。由于农民在居住、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难题,目前农民不可能从心里真正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家,也就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每年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春运买票难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城市化的滞后。等到我们的城市化率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了,春运买票问题也就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