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曾预谋搞掉老实人华国锋取而代之(图)

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党中央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

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8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

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当时,党和军队内很多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都与叶剑英或者相互之间商讨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才名正言顺,才合乎党法。华国锋心中也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后,华国锋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于9月11日郑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把解决“四人帮”的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接受华国锋的委托后,于9月13日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不久,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虽然大家没有深谈,但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可见,那个时候,华国锋不但再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而且已经争取到了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9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10月4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10月6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10月6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7点55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

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

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

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10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1976年10月27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