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投王会生被查 专访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我们被困住了 要突围!
一拥有8万员工的巨型央企,如何落实改革试点任务并助力国家战略?
文︱瞭望智库宏观经济观察员聂欧
本文为瞭望原创文章,转载请标明出处及作者
进入2016,国投已经过了20岁生日,王会生也迎来了他的耳顺之年。
“我们被困住了,要突围。”掌舵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称“国投”)近13年的王会生说。
要突围的既有20岁的国投,也有60岁的王会生。
之于王会生,从早年的电力工程师到任职于原国家计委,从国家开发银行到国投公司总经理助理,再到后来的总经理,如今的董事长、党组书记,数十年的传统产业、行业工作经历。而现在,他却必须顺应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迎来自己人生经历的大转型。
之于国投,1995年成立至今,始终是央企中唯一的投资控股公司,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投资机构到处理低效无效国有资产的运营者,再到逐步商业化运作的投资控股公司;从58亿元注册资本到2015年末资产总额4966亿元、管理金融资产超7000亿元,国投探索着一条没有前例可循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之路。
国投始终激荡在大大小小的改革洪流之中。
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率先落在了6家央企试点身上,国投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
“我们花了大力气来寻找改革突破口。”王会生表示,既然是突围,就要抓住“牛鼻子”,要敢于尝试以前不了解、不擅长的领域和打法。
熟悉国投的经济观察人士不无忧虑:身处电力、煤炭、港口等传统产业长达20年,国投的此次改革并非轻装上阵——整个国家都在调整产业结构,要求这一拥有8万员工的巨型央企快速适应改革,实为不易。加之须支持“一带一路”、处理“僵尸企业”以及配合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新任务,国投要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还需更多耐心。
眼下,距离2014年7月国资委公布国投成为改革试点,至今已逾一年半,上交中期答卷的时刻到了。
国投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会生说,今年他要带领国投逐步实现转型,不但要走出新路,还要在老路上走出新花样来。
在瞭望智库对王会生近3小时的专访中,他反复强调了两大转型突破口——其一,是瞄准先进制造业、养老等过去用力不够、未来却潜力无限的战略性前瞻性产业领域;其二,为支持国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国投发起设立并管理产业扶贫基金来啃“硬骨头”,并将扶贫投资作为2016年的重头戏之一。
在他看来,前者是国投自身的转型突围,后者则是履行央企职责,助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突围,两者缺一不可。
未来五年,扶贫开发事关重大,且当下扶贫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国投等央企在扶贫上能使出多少力气,既是其有所担当的表现,也是国家经济突围的关键。并且,作为国企改革试点,国家赋予国投的使命之一,就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
对于这一点,年轻时在黑龙江农村上山下乡的王会生体会颇深:“扶贫不能大而化之,不能想当然地'给钱’,模式创新、产业扶贫很关键。”
“当然,这一切的现实基础,是一个效益良好、身体健康的国投。”王会生坦言,当下的国企改革强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外部监管,强调党的领导,也强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这些正是打造国投“好身体”的关键。
由此,试点改革与迎接转型,无缝合一。
一部鲜活的改革史
瞭望智库:你掌舵国投十三年之久,始终紧握改革之鞭。请简单梳理一下国投的改革历程。
王会生:国投是1995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国投因改革而生,本身就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
成立第二年,国投首先调整组织结构,构筑了母子公司的基本框架 ,提出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投资公司。
1999年,内部机构改革开始,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经营责任制,还加大了对分配制度的改革。三年后,在系统分析企业实践之后,国投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改革。
2003年,为了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适应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态势,我们提出了“二次创业”,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发展模式、流程再造、优化管理制度等,改革持续至2010年。
最近13年,国投平均利润增速达27%,连续11年在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中获得A级,并连续三个任期考核为“业绩优秀企业”。100多家央企之中,获此殊荣的不足10家。
至于成为国企“四项改革”的试点,源于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部署,要求国投以问题为导向,探索自身的功能定位、体制机制和运营模式等重大问题,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选中我们做试点,除去央企整体转型需求之外,还因为国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鲜活的改革史,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做到因时而变。
瞭望智库:国投与其他产业央企的改革有较大区别,被舆论认为是“国资委的下一步”。在你看来,国投之于此次国企改革的意义何在?
王会生:先谈此次改革之于国投的意义,这无疑是我们自身转型和助力国家经济转型的难得机遇。而国投之于此次改革,也颇具独特意义:
首先是导向作用,即国投作为国有投资公司,是国家用于引导投资、引导区域发展的一种灵活手段。
在我看来,国企的改革方向就是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生保障。其中,命脉包括国防安全、战略物资供应等;民生则指养老、环保等一系列近期经济效益低、但具有高社会效益的领域。
其次,国投还发挥着调整国家产业结构的作用。
国投的成立初衷,是让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系列国有资产能实现保值增值,因而多年来我们不断根据国家需要来调整投资结构,产业上、项目上去糟存华。近五六年,更是向新能源、城市矿产、养老产业以及先进制造业、检验检测、页岩气等新兴领域转型,且企业总资产的75%保持在中西部地区,对国家经济调整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
其三,与产业型央企强调市场占有率不同,国投的重要职责是资本经营,如何把控时机、如何建立资本循环体系,是我们的老本行。例如当下,就如何逐步降低火电、煤炭等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比重,将有限的资金投至新兴领域,就是我们重大的资本调配问题。
瞭望智库:你出身电力行业,国投早期也是电力投资居多,而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更多地着眼于新兴产业、新兴技术,你是否感到了改革的压力?如何化解这些压力?
王会生:包括我在内,国投早期的高管主要来自实业领域,电力和煤炭投资占比一度达到80%,整个投资结构也侧重于传统的基础产业。
经过不断的调整,目前金融板块的投资占比提升到了约30%,并逐步布局了先进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海外投资。这三个板块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投当前的表外资产已接近7000亿元,管理的股权基金规模也达约1千亿元。
对此,我有个深刻的体会,即投资公司与产业公司的偏好明显不同,我们的理念是阶段性持股,强调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相结合,不求最大、只求最好。
操作上确实还有压力,主要在于人才队伍建设。我们的员工大部分来自基础产业,接下来,需要补充和培育大量的新兴产业人才。
瞭望智库:从提出试点方案至今,已逾一年半。国资委具体给出了哪些改革要求?国投又相应的做了哪些工作?
王会生:今年是国企的结构改革年,也是重组与去产能年,国企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机遇。在供给侧改革的驱动下,国企改革将迎来实质性推进。
试点方案上,国资委并未给太多条框和束缚,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发挥想象力,在实践中探索前行。
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定下了几大试点内容:
首先是试方向,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发展定位。即改革之后,国企应担当起国家经济命脉和民生供给的关键角色。国资委给我们的定调,是构建基础产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金融及服务业和国际业务四大战略业务单元。
我们对现有和未来业务重新进行了分类,传统产业将立足于现状进行改革,例如将煤炭类企业转型为矿业企业,将传统电力公司升级为拥有微电网的新型公司。在交通行业,国投也不断加强了对散货码头的运营管理,现已成为央企中最大的公共散货码头运营商,接下来还将从一些央企手中接手一部分,资源整合。
其中,基础产业将重点发展以电力为主的能源产业,以路、港为主的交通产业,以及战略性、稀缺性矿产资源开发业务;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基金投资和控股投资联动,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健康、城市环保、生物质能源等;金融及服务业则发展证券、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担保等金融业务,稳妥开展工程设计、资产管理、咨询等其他业务。至于国际业务,将重点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贸易,等等。
其二,是试机制,建立市场化、有活力的体制机制。包括法人治理结构、授权经营等,试点方案中并未做明确说明,需要我们自己体会和摸索。
其三,试管理,建立有效的管控体系。按照“重心下沉、激发活力、重组整合、重塑职能”的思路,我们坚持“小总部、大产业”的原则,全面梳理总部职能,清晰界定总部、子公司的权责界限,建立与管资本相匹配的集团总部管理架构。我们在授权改革的同时,把建立大监督体系作为“授得下、接得住、行得稳”的改革保障措施,确保各项改革落地生根。
其四,试党建,在深化改革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试点中,我们充分发挥党组织统揽改革全局的作用,坚持“四个同步”改革,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一是党的建设和经营管理同步谋划,二是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三是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四是党的工作同步开展。严格落实“两个责任”,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导、工作层层到位。
可以说,国家并未明确给我们条条框框,更多地是让放手探索形成并总结改革试点经验。
自身突围,主抓先进制造业
瞭望智库:国企改革是国投“突围”的重要契机,但更重要的还是企业随着国家产业升级而进行的业务调整。在你看来,国投的未来在哪?
王会生:突围就要抓住“牛鼻子”,而投资先进制造业,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突破,是国投最重要的转型抓手之一。
早前,我们对制造业知之甚少,只知道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缺乏关键技术、部件和标准,与先进国家差距甚远。
前段时间,一个数据触动了我: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统计,全球各类标准共2万多个,中国却仅占比0.7%,而美德日法共占比约95%,表明中国在全球标准化的话语权基本为零。
深入调研之后,我们选择了向高端制造业、关键零部件及检验检测转型,例如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农业机械等,以成立先进制造业基金为平台,在国内扶持企业和科研单位,在海外支持企业收购兼并,构筑起多维度、多层次的投资体系。
眼下,全球经济处于调整期,欧洲尤其德国的诸多家族型制造企业,纷纷寻找退出的渠道。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铺好路、服好务。
瞭望智库:你提到的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目前筹备和设立情况如何?
王会生:该基金刚刚成立。成立初衷,是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通过基金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布局优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基金的首期规模为200亿元,目前主要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现代农业机械等先进制造业和重点产业布局的重大项目,尤其是其中涉及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的优势企业和骨干企业。
基金运作成熟后,会根据产业发展需要,适当投资其他重要产业。其运作方式,是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实现国家战略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目前,得到了上海、江苏等省市以及大批央企、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
目前,中央、地方、企业、行业协会与基金之间的互动机制,已初具雏形。
需要指出的是,先进制造业具有行业广、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政策支持与市场竞争环境各异的特点,因而基金要为各类投资人获得满意回报,任务重、压力大,需要更多的高端专业人才,还需要不断打造基金管理公司市场化、专业化的核心竞争能力。
具体上,该基金将以发起设立理事会的形式来有效调动政府、企业、市场的积极性,不干预经营,只把控大方向。
瞭望智库:具体到该基金的运营主体,国投采取什么方式?对于后续其他类似基金的管理和经营,有哪些借鉴作用?
王会生:先进制造业基金的管理人,是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而国投创新,成立于2009年,是国投“二次创业”时期加快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产物,在国投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六年多来,国投创新可谓恪守了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先后发起设立了10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承诺规模合计485亿元,并且投资了一批覆盖先进制造、TMT、环保等重点投资领域的股权项目。
所以在我看来,国投创新是管理先进制造业基金当仁不让的首选。未来,国投创新还会动态的保持竞争优势,以优秀的管理团队来保障基金的健康长久运行。
助力国家突围,扶贫要用新办法
瞭望智库:扶贫作为国投助力国家经济突围的重点,已有哪些举措?成效如何?
王会生:去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2014捐赠人大会”上,国投被授予了“2014年度扶贫明星奖”,这是国投自2002年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的“新长城”项目以来,连续第13年荣获表彰。
这些年来,国投长期支持“新长城”项目,将定点扶贫与教育扶贫相结合,累计捐款589.8万元,累计资助贫困大学生2849人次、高中生200人次。
方式上,主要是将投资业务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发起设立并管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持续定点扶贫和援疆、援藏、援冀干部挂职等,进行产业扶持、智力帮扶和集善工程。
瞭望智库:你之前下过乡,对贫困有更深刻的理解。实际上,当前的扶贫已非“给钱”那么简单,扶贫要先扶智。这一点上,国投的新意在哪?
王会生:我年轻时下乡在黑龙江,对贫困的体会很深。
在国投工作,也多次去新疆和雅砻江等地调研,跑了很多地方,投资的项目也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
扶贫确实不能大而化之,更不能想当然地“给钱”,要模式创新。首要一点,就是要精准扶贫。
具体做法上,我们重点选择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同时,重点选择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产业,如种植养育加工一体化、农林牧渔结合等,并重点选择处于起步期、种子期的企业。这类企业,盈利能力弱且融资难,只能通过产业扶贫基金的投入,来帮助企业成长,从而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同时,国投一方面依托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另一方面依托其脱贫产业规划,扶持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社会效益,整体上只追求保本微利。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重培育诚信、负责任的企业家,以及培育新型产业农民。理想的基金扶贫,应该是一手抓扶危济困,一手抓培植诚信,让更多的人不只是在经济上逐渐富裕,更要在精神上走向小康。
实践证明,扶贫资金有限,在全国范围内“撒芝麻”,无法集中有限资源做大作强,必须以县域集中投资为抓手,筛选重点区域重点县,集中开展产业投资工作。
瞭望智库:你反复提到扶贫基金,以产业基金来创新性扶贫,这是国投的强项。至于整个基金的运作和规划,你有什么想法?
王会生:产业投资确实是国投的专长,如何挑选具有经济价值的项目,对国投公司来说驾轻就熟,但如何把项目选择同脱贫相结合,对国投也是一个挑战和考验。
贫困地区企业同质化强,规模小、家族式较多,管理不规范,其项目也多为种植养殖等涉农项目,收益率普遍较低,很难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并且,贫困地区往往是金融“盲区”,企业贷款难、贷款贵,扩大再生产或转变生产模式都缺乏资金。
2012年时,财政部拟牵头设立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国投得知后,积极响应并承诺出资。同年,经国务院领导批示,由财政部、国投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组成的基金筹备组开始工作,国投受托组建基金管理公司。2014年6月,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基金首期规模28亿元,国投和中国烟草各出资10亿元,财政部出资8亿元,资金一次性全部到位。
该基金是全国首家专注于贫困地区产业投资的产业基金,主抓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等产业。
作为国资背景的政策性产业基金,扶贫基金主要参股投资民企,帮助其发展壮大而不谋求控股,本身也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次有益尝试。
2016年,我们将力争完成15亿元投资,预计2017年上半年完成首期资金的全部投资。而这一切,既是国投自身转型的需要,也是为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多年以来,我深刻体会到,央企的责任是要设身处地的想国家之所想,忧国家之所忧,拥有国家的远见。而这,也正是此轮国企改革真正的意义所在。
王会生简介
1956年出生,黑龙江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历任国家开发银行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综合计划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兼综合计划部主任、总工程师兼综合计划部主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