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两天票房超预期 纪录片《二十二》突破千万

从没有一部国产电影如此赢得人心，靠着强大的“自来水”，14日上映的纪录片《二十二》票房突破一千万，达1547万。而片方之前多次表示，对票房没有太多的期待，“目标票房约600万”。导演郭柯之前也表示，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这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

很多人都觉得慰安妇题材意味着屈辱，但是，真正地看了纪录片《二十二》，你会发现，这部纪录片并非是撕扯伤口，反而是在讲述生命的愈合，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怎么带着伤去走完自己的生命之路。也许不能定义这是“勇敢”，但是，她们“活着”这件事本身就蕴含一种力量。

这部不贩卖苦难和眼泪的电影在上映前即得到大批明星和影迷的支持，张歆艺、袁弘、冯小刚、黄渤、吴刚、张静初、徐峥、濮存昕……在这么多“自来水”的帮助下，影片8月14日上映，排片率从刚刚上映的1%上涨到1.5%，单日票房突破300万，到昨日上映第二天已逐渐上升到4%，单日票房在大盘占比已经接近10%，上座率也超过了《战狼2》。

《二十二》的火爆具有独特性，因为这是一次“抢救式”的拍摄。该片在拍摄初期并不被看好，导演郭柯苦于没有资金，幸得演员张歆艺雪中送炭，借给导演郭柯100万元，影片才得以顺利拍摄，并于2015年取得“龙标”，但之后又苦于没有上映机会。最终，在今年靠着3万多人众筹的100万元，除去电影后期制作费用20万后，剩余的80万就成为这部电影宣发活动所有的资金来源，并定下8月14日上映时间。

随着时间推移也许幸存者的数字最终会从8归于0，但纪录片《二十二》就是为了警醒活在安宁现世中的后辈，在面对这道伤痛时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做到“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镜头中幸存者们平淡的生活甚至曾被某些人批评为“缺少冲突、缺少技巧”，可是，郭柯坚持展现她们的平淡，而不是在镜头前逼迫她们撕开已经结了几十年的深深疤痕，他说：“如果这是我奶奶，我会要求她们回答这些血淋淋的问题吗？”

在导演郭柯眼中，“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们是可爱的祖辈，是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之后，仍然可以微笑着说“这世界真好”的平静老人。纪录片中的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生于1922年。1945年初，身在韩国农村的她被日本人骗至中国武汉，送进汉口日军慰安所。后来，她趁乱脱逃来到湖北孝感，跟着毛主席的姓改名为毛银梅，从此留在中国，一住就是70年。镜头中的她，唱起了儿时的歌谣，可是，她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毛银梅收养了一个女儿，很多年后，女儿才知道养母的身份。

毛银梅家的后院种了很多栀子花，拍纪录片的时候，老人每天都会摘一大桶花给剧组的人，2017年1月18日，94岁高龄的毛银梅老人去世。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非常留意院子里的野猫们是否吃了饭，常常一边喂，一边与小猫说话：“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拍片时，老人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林爱兰老人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纪录片镜头中的林爱兰依然被仇恨笼罩，她的家中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刀，但是，她每天只能用皮包骨头的胳膊支撑着塑料椅子，一步步从屋里挪到房间门口晒晒太阳。那到处发霉的房间里，蚂蚁成群从床头爬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战争期间，韦绍兰和几个月大的女儿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几个月后，她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女儿却死了，家里却对她并不理解，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了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从小到大，罗善学背负着“鬼子的孩子”这几个字，至今70岁了始终没有一个姑娘肯嫁给他。

罗善学恨自己的母亲韦绍兰，常常因小事而与母亲争执，把常年积压在心底的怨恨发泄到了母亲身上。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家中有两个电饭锅，各煮各的饭。尽管如此，韦绍兰老人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她说：“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

纪录片《二十二》是中国首部公映的关于“慰安妇”的影片，据公开材料记载，日军侵华战争中，被强征为性奴隶的中国女性至少是20万人，2012年郭柯开始接触“慰安妇”题材时，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幸存者仅存32位，所以他的那部短片名为《三十二》，2014年人数减少到了22位，故影片片名设为《二十二》，截至2017年7月，影片中22位幸存者只剩9位。而就在8月12日，片中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幸存者仅剩8位。

1941年，年仅14岁的黄有良在田间收割水稻时被日军追至家中遭到日军强奸。1942年4月的一天，日本官兵将黄有良押上车，送到三亚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被迫充当“慰安妇”。黄有良阿婆在日本军营被禁了两年，受尽日军暴行，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脱离了“魔窟”。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然而，经过长达近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