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占中 叶海林:香港“占中”问题根本原因 香港经济的衰落

回到我们的话题,如果这就是争议的全部内容,那么这个事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只要人大释法,OK,你服不服?你没法不服,因为你没有第二个渠道。

从香港的法律来说,人大的释法是最终裁定,它没有上诉的可能性,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是因为实际上特首选举风波是香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点,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一)  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

真正的问题,我们说穿了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包括它的居民,接受不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讲,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我们内地,包括中央政府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的,但是这个维持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管我们的香港政策多么成功,香港都会走一段下坡路。

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回到为什么香港会崛起的问题上。香港之所以会崛起,唯一的原因是大陆和世界的隔绝状态,没有这个封闭状态,根本不会有香港的今天。我们回头去想一想,19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以前亚洲的金融中心是哪里?是新加坡吗?是东京吗?是香港吗?都不是,是上海。

那个时候远东的金融中心是上海。上海不没落,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机会。而上海为什么会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上海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不管中国多穷,中国都是一个几亿人的巨大市场,它所创造的机会是任何一个海港城市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就是说跟中国穷不穷没有关系,跟资本能从这个土地上赚取利润有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把国民生产总值这个事看得太重。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日本的GDP是低于中国的,但是没耽误它打你,因为它技术水平比你先进。换句话说,尽管在中华民国时期,整个中国是极度没落的,但是在上海赚钱是不难的,所以上海的地位非常稳定,那是中国特别繁荣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类似的城市,是哪儿?天津。北洋政府时期,能够跟上海相提并论的一个中国港口是天津。天津为什么后来没落下去了?实际上它被上海所取代了,因为上海所依托的江浙资本的力量,远远强于北洋政府的官僚资本,所以上海在整个30年代,那在整个远东地区是无与伦比的。

上海为什么没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长时间的隔绝状态,使得上海无法发挥它金融中心的作用。那么资本一定要再找一个地方,它能去哪儿?

实际上中国大陆的这种相对没落和相对封闭状态,成就了两个城市,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主要还是靠人家自己的努力,新加坡崛起更多靠的是最初的航运和修船,慢慢地才靠高精设备的制造和金融。而香港的兴起,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在国共内战以后,大量的所谓资本,包括资本的专业人才撤往了香港。

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80年代的时候都喜欢看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亚洲特别是华语电影的中心是上海,不是香港。香港那一批电影导演,包括李翰祥这些著名的华语片导演,应该说是为华语电影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这帮人,原来都是在上海打工的。它是因为国民政府撤退以后,他们跟着跑,他们不想去台湾,就去了香港。那么香港的文化实际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繁荣的。

在整个冷战时期,香港可以说是封闭的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对外窗口,它的转运功能非常地明显。其实我们不妨去回顾一下,在东西方对抗最强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内要搞一些紧俏物资,特别是涉及到民生的物资都得从香港弄。

可能上了年纪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包括炼乳,我们国内没有,好多都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所以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与世隔绝,使得香港成为了唯一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保证了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繁荣。直到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急需借助香港来走向世界,所香港经济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

什么时候香港开始走向下坡路呢?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以后。现在远东的金融中心在内地,不在香港,可以这样说,是在上海,不在香港,更准确地讲在浦东,不在香港。那么我们想想浦东是什么时候开发的?浦东开发得相当晚,上海早就已经恢复到中国的经济中心的时候了,浦东一直都不开发,原因是什么?浦东不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

大陆这边宁愿把上海压下去,也要保证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是要保证香港作为中国连接世界桥梁纽带作用的这个地位,香港的繁荣基本上靠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些事情,可以在政策上做出安排,却不能保证它的效果。原因非常清楚,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重心仍然是珠三角地区,就是广东省的深圳、广州这些地方,那么香港的地位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现在呢?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广东仍然是中国单一省份中GDP最高的,但是华南区已经不是了。在过去可以说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诸省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经济龙头是长三角,不是珠三角,因为这个地方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么几个省,这几个省加在一块,华南区的地位就已经被华东区所取代了。

中国经济真正的引擎,我们要说双引擎,一个是在岭南,就是珠三角,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发展空间显然远远大于珠三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想想过去1000年来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是哪儿?这个是无可争议的。

随着长三角的兴起,其实不要说香港会走向下坡路,整个珠三角的这种风光都已被逐渐掩盖,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的结果,不是政策能够调整或者选择得了的。当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舞台中的比重开始萎缩。就是它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香港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比香港更方便的地方。过去是内地通过香港到达国际市场,现在不需要了,因为国际市场就在我们国内。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亚太区总部的三四百个,这三四百个,放在日本的有一半,放在中国的是另外一半。

基本上除了中国、日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还有了,韩国有那么几个,都是韩国本土企业,大部分要么在日本,要么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多数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没有多少会真正放在香港。因为放在上海显然更方便。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物流也好,从投资技术研发也好,越靠近终端市场的企业越容易赚钱,它反应越快。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主要卖给中国大陆,那么我当然要把公司的研发基地、生产车间全部放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话,市场上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都能做出很迅速的反应来调整我的产品,来调整我的供应,这是相当简单的经济学道理。我们想一个道理,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研发中心是放在上海对上海用户需求反应快?还是放在巴西利亚反应快?这不用说。现在问题是,虽然香港没有远到巴西利亚那个地步,但是它也没有近到上海。

一方面,总部经济地位的变化,对香港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削弱,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这个趋势是不可遏制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香港在中华经济圈内的比重下降,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然结果,靠人为的力量是留不住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内地与香港的心理差异

另外一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考虑,我们希望维持香港的繁荣,把它树立成一个标本,为将来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累积比较好的民意基础。所以一定要把香港治好,而且不但要治好,还得让香港的居民满意,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以来对香港的基本考虑,就是香港要繁荣,香港老百姓要幸福。

这件事其实主要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如此一来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了,这就产生了一个行为的示范,就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是特区政府向中央提要求,中央政府照单全收,可是它还是不满意。

这个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地位下降本身不是你用政策就能弥补得了的,它必然是要下降的,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2003年非典危机的时候,当时香港向中央央求了一个政策,我用“央求”这个词是不夸张的,是什么政策?就是现在非常受香港诟病的自由行,这个政策的出台非常有意思。

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列了46个内地城市作为自由行的试点。所谓自由行,只要你是这46个城市的居民,拿着这个身份证去申请港澳通行证,然后直接就可以去香港旅游了,不用组团,这就是所谓自由行的开始。

这件事是包括北京的,所以咱北京老百姓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到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港澳通行证。为什么是这46个城市?香港怎么提出这46个城市的名单呢?香港特区政府按照我们的统计年鉴把内地排在前46位的城市排了一个名单,就是这46个城市,很明显的就是这46个地方的人有钱。

香港当时因为受到非典袭击以后,旅游业非常凋敝,所以政务司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日本人不来了,韩国人不来了,台湾人也少了,新加坡的人也不来了,大陆人多,那让大陆人来吧。这是当年香港特区政府的想法,这个想法的提出者就是当年的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唐英年拿这46个城市的名单到北京跟中央政府协商,中央政府提出一个担忧,说你们要考虑一下这个开放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来了一批有钱人买东西,但一旦开放,这个门打开以后,你是关不上的,会有无数内地居民要涌进香港,会给香港的承载能力造成负担的,你们要想清楚。

香港政府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能接受,香港是一级的旅游城市,我们完全可以承受。恕我直言,中央政府当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内地的居民到香港之后会从事违法活动,所以内地方面说我们还是限制一点好,香港不同意。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央政府在思考香港问题的时候是站在谁那边了,它不是站在内地这一边,它是站在香港这一边去想问题了。

当然这个动机,我前面说了,咱们光明磊落地讲,香港离开祖国的怀抱百年了,有必要对香港格外地关照,这是我们当时的做法。自由行产生以后,内地和港澳的对立就不断地出现,开始特别明显。我给大家举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自由行行使两年以后,我们内地方面向香港提出一个问题,香港政府要限制内地的孕妇到香港,他们到香港去生孩子之后会获得香港的居留权。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香港,在2005年的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边倒地指责中央政府侵犯人权,说内地不尊重这些老百姓的意愿,有什么呢?人家就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有这么好的服务,我们香港是法治社会,人家就是愿意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我们就应该欢迎。

因为这是中央政府的建议,特区政府就给它做了一个行政的规定,拿到了香港终审法院去做裁定。香港终审法院裁定的结果是特区政府限制内地孕妇到香港生产的决定违法,不允许限制,那就不能限制了。这是2005年。

九年以后,我们看看今天香港媒体是怎么说这件事的?完全颠倒过来了,这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诚实地说两件事,过度地要实现所谓香港必须更美好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给了香港极大的心理期待,就是可以向中央政府什么都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港英时期,他们向伦敦能要来什么?什么也要不来。那是两回事。伦敦对香港的态度,你是我的殖民地,我不欠你的。北京对香港的态度,那不行,你是我100年来走失了的孩子,我欠着你的,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中央政府这边主要对香港扶持,不停地扶持。包括对唐英年就提过,说要想办法实现转型,我不可能永远压着上海,上海是压不住的。诚实地讲,浦东开发也好,包括后来上海的发展也好,中央政府给上海的政策很有限。上海不是靠中央政策扶持起来的,它只不过是只要你不管我,剩下的事我会把它办好。这是上海的模式。这个我们得承认上海的竞争力在那儿摆着。这是一方面。

(三)香港社会地位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香港本身。香港本身,香港的社会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所谓香港的上流社会。这些人素质非常高,他们是非常好的职业官员。香港也有一批非常有眼光的商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在殖民地下生活了100多年,这些人是非常好的执行官员,但是他们缺乏想象力。

为什么?因为在殖民地政府下,殖民者不会让你有想象力。我们可以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香港最令内地羡慕的东西是什么?法治。香港是全世界法治水平最高的地方,香港的警察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司法队伍,这一点是不吹牛的,这都没有问题,就是他的专业素质非常高,这是我们内地非常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们同时别忘了一件事,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殖民地文化是很难培养出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所以香港当年,可以说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最有利的财富就是这帮人只要在划定路线的情况下,那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香港需要调整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是不够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香港金改时期,就是所谓的汇改时期,当时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房利美、房地美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元急剧贬值。当时香港面临一个问题,香港的港币要不要跟美元以8.03挂钩。港币以前一直跟美元挂钩,就是你美元汇率怎么动我就怎么动,那个时候香港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是要实现浮动汇率,就是不能跟美元完全挂钩,要脱钩,所以现在港币跟美元也不是8了,也是7点多,但是比人民币要低。

唐英年自己回忆说,香港当时在讨论这个事情,做出决定的时候,香港那些搞金融的专家真的觉得天就要塌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政府应该管理金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是不管制的,觉得这就是香港竞争力的源泉所在。

但是突然发现天要塌了,要补救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反应不是去理性思考这个政策的后果是什么,而是说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完蛋了。这个事情怎么能这么做呢?我50多年的从业经验都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不应该这么干,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干,于是我就矛盾了。这个不是特区政府的问题,这是香港社会精英的问题。

那么草根的问题在哪?这件事情我个人在香港的切身经历可以告诉我这一点。因为真的去一趟香港居民的家以后,我就觉得上海的亭子间都不错,北京的房子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房子,大家肯定都知道,是那种塔楼,16层的大楼,两梯,八户到九户。咱们在北京这样的房子,我问过北京市住建部门,说这样图纸的房子北京有400栋,大家去想,这么一个跟火柴盒一样的东西,中间是电梯,周围布置了八九户房子,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志都住过,就那个都比香港很多老百姓家里的房子要大。

我们记住一点,香港的房价,单价是比北京贵,但是它不是平方米,而是平方尺。香港1000尺就叫做豪宅,100平米都不到。我们内地别一听说1000,就觉得人家是1000平米,其实那是1000平方尺。一平米可以放把椅子,一平方尺连个三角凳都放不进去。

香港有生活在太平山的首富,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些首富,它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的香港市民,是靠为转运码头提供服务而生存的,主要就是司机、餐饮业的这些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不高。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坦率地说,香港繁荣了那么多年,香港的教育水平始终是精英教育水平,普及教育搞的并不好。

咱们举一个例子,香港现在对内地学生是开放的,就是内地生。这些内地生不用太多,只要三分之一毕业以后在香港找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香港的大学生基本上就找不着工作了。

就像北京,北京的教育资源再好,小学再优秀,中学再优秀,你能优秀出那么多倍吗?你是不能的。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内地的学生要考进香港,我们知道最初几年香港热的时候,一半的状元是跑到香港去读书的,这批孩子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所以马上就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香港人开始觉得内地人抢了他们的工作。这句话没错,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只要你开放,这个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了,显然香港的普通市民觉得没办法接受。从社会和经济地位来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的地位是下降的。

不但在香港这个社会地位是下降的,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他们在面对内地的时候,心里落差也开始变得明显。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家里就有人在深圳工作,企业界的人士。现在他们非常偏好雇香港的员工,条件是你得到深圳来工作。

为什么?不是因为素质高,素质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便宜,这个事是让我们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我们内地一些工作人员的薪金诉求已经超过了香港同等的工作人,你雇一个内地的工程师,可能比雇一个香港的还贵,那我还不如雇香港的。这种落差,过去我们知道从50年代到现在,香港人对于内地始终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的,我比你优秀,我比你先进,我什么都比你强,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过去是香港人到内地想买什么买什么,然后发现没什么可买的,现在是内地的自由行旅客到了香港之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一买就把人家商店给买没了。你老干这种事,我要是香港人,我也受不了,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

这就是香港真正出问题的根源,就是香港的很多民众,不是所有民众,他适应不了目前香港城市和内地发展的反差。人都是这样,一旦适应不了,他就开始怀念过去,为什么?很有意思,现在天天也有人对现在的状况不满意,这个也骂,那个也骂,但是你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大部分内地有劳动、有工作的人,他想的事情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确不好,但是明天我的世界会更好一些,我今天努力工作了,我就攒下10块钱,我明天没准能攒20、30、50。

实际上一个地方的发展,它最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个,来自于你的劳动者认为经过了一天的劳动,我比昨天会好些。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真正的动力源泉。只要香港人还相信这件事情,香港就不会乱。

当年的香港的确是这样。它有一种我的明天会更好,我通过努力我会创造奇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觉得只要我肯做我就会有收入。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起飞过程当中都这样。

但是今天的问题在这儿,有些人今天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内地也有一些所谓的小青年不相信这个东西了,如果不相信自己未来会比现在好的人超过了相信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而你能不能保证他们继续相信这一点,既要靠经济发展,又要靠社会公平。香港的社会公平不是问题,香港的经济发展是问题,它确实看不到发展方向。

为什么?有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香港最近10年唯一兴盛发达的产业是房地产,这是相当糟糕的。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也天天骂,中国唯一赚钱的行业就是房地产,你可以这么骂,那是因为它不是事实。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天天骂房地产,而我们不出事呢?是因为其实中国真正赚钱的不是房地产,房地产只是你看得见的那部分,你看不见的那部分是真正赚钱的。

咱们都是部队出身的,老实说,现在中国真正赚钱的行业除了房地产之外,还有一样就是军工企业,为什么?你有需求,你有工业。换句话说,你工厂在生产产品,甭管产品是什么,只要它在生产产品就说明有人买,有人买就说明有经济在循环。只有房地产这个东西,你买完了之后,它几十年之内都不动了,那就很糟糕了。

实际上香港真正的问题就在这儿,香港突然发现,跟内地一比,它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现在最让中央政府头疼的事情是香港的竞争优势在哪儿?香港不知道,内地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要比政改这个问题的危机深重得多。政改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不能给香港找到一个未来长期增长的动力点,就是我们说支柱,那么将来香港怎么办?香港就一直这样?就算你政改问题解决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个事才是现在所有关心香港的人最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香港的核心问题,说到这里就是一个基本的状况,真正的危机在于经济,就是未来香港经济怎么能够焕发活力。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对抗会不断出现。

当然我没有说外国人在这里起的作用,像很多媒体分析的,香港的泛民主派背后的境外支持力量,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事情,我倒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香港事情搞得这么大,主要就是这帮人在背后煽动,但是你都把他们处理掉,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可能是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推动者,但是他们不是这个问题的产生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