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后人 推荐《向忠发的浮沉人生》:悲剧角色 人鬼蜕变
党史上有一类引人瞩目的特殊“领袖”群体。他们曾经担任过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屹立潮头、叱咤风云,后来因为复杂的原因,有的沦为配角,远离政坛中心;有的步入歧途,走向信仰的对立面。他们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更接触历史的原生态。解读他们遭受尘封、误读或曲解的人生,一向被视“禁区”或“畏途”。
廷华先生善于剖析和解读复杂人物,还原历史真实,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畏说。每有新作,令人耳目一新。继完成《王明的这一生》之后,又推出了新著《向忠发的浮沉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作者穷十余年之力,搜集和披露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填补重要历史空白,全面、真实地展现了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向忠发曲折多变的一生,多角度地解答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迷题,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新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科学的定位解读了向忠发的诡奇人生,为解析复杂历史人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向忠发,从长江船夫到船帮老大,从工人领袖到国际红人,从总书记到大叛徒,用半个世纪的岁月写下了灰红黑人生三部曲。对于他的评价,特别是他担任总书记期间的作为,历来分歧严重。瞿秋白、周恩来与向忠发共事时间最长,相知甚深。
前者认为,“他虽然没读多少书,却是一位胆略出色的工人运动领袖”(《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后者认为,“向忠发晚节不忠,叛党而去,沦落为革命的罪人”,“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文史精华》2001年第五期,第54页)。
对于如此逆折的人生和寒署两端的评价,廷华先生没有简单地照录或者抽象的臧否,而是将历史人物还原于历史环境,从历史大潮的涨落分析人物的浮沉,大胆、准确地将向忠发定位为悲剧角色。
从这一定位出发,作为总书记的向忠发具有四层悲剧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标准失衡。向忠发之所以从“六大”一飞冲天,既得益于他的工人出身和工运经历,又得益于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成分工人化”。“六大”选举苏兆征、项英、向忠发、蔡和森、周恩来组成常委会,五人中苏兆征、项英、向忠发三人为工人领袖;在三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资历最浅、理论水平较差。
共产国际钦定他担任总书记,从一开始埋下了悲剧的要苗。周恩来后来举向忠发为例,说“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
第二层含义是体制桎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长达22年(1921年--1943)的时间,一直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其实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负责人。
他不仅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还要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令。对此,向忠发也产生过怀疑,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党犯错误,远东局可以纠正;如果远东局犯错误,我们也要与之斗争”。但是,当时的领导体制和他本人的定力、识见都不具备使中共独立自主的条件。换言之,他担任总书记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第三层含义是权力错位。在向忠发担任总书记的领导班子,由于能力有限,他只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任务,落在他的副手上。1928年至1929年,他与周恩来搭档,中共带领全党完成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复兴;1929年至1930年,他先后与李立三和瞿秋白搭档,发生了“立三路线”和瞿秋白“调和主义”;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共产国际扶植下粉舞登场,党内又“左”倾错误达到顶峰。
这种主次颠倒、怪诞的皮影戏是权力错位的直接反映。
第四层含义是人格缺陷。向忠发出身船工,是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将这类人称之“游民无产者”,认为“(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如果引导不得法或者教育不够,他们也会在革命形势不利时,意气颓丧,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走向自我毁灭。
由于定位准确,新著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功过是非,而且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其浮沉人生与复杂的历史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提高了作品的历史内涵和思想深度。
一段人鬼蜕变的迷途,一首令人叹息的挽曲,一部真实可靠的信史。《向忠发的浮沉人生》,值得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