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子孙 博古之子忆母亲:曾被向忠发出卖被捕

父亲牺牲的时候,妈妈才35岁,当时很多人劝她重新组织家庭,妈妈回答:“如果我再组织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就成孤儿了。”后来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秦铁,我们佩服的人中,你妈妈是第一人。为什么?她出自对你爸爸的感情,一个人把这么多孩子养大,而且不偏不向,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其实我的母亲张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她是浙江浦江人,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妈妈带领女学生扔掉裹脚布,剪掉长辫子,她还经常登台演“文明戏”,宣传反对包办婚姻等。1927年,16岁的她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她与同乡张纪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妈妈主要负责文印、内部交通、情报等机密工作。

为了更好地掩护中共机关,周恩来建议他们最好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周恩来征求我妈妈意见,妈妈也表示同意。因为形势紧张,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3年间,妈妈和张纪恩在上海大约住过10个不同的地方。妈妈和张纪恩后来也真的结为夫妻,1930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他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妈妈和张纪恩住在楼下,楼上的亭子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特地还放了床铺、脸盆架子这些日常的东西,脸盆架上摆着毛巾、牙刷、牙粉等,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

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以及父亲博古都曾到这里开过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协助国民党在上海大肆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党中央决定让向忠发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但是向忠发却坚持在离开前与其爱人杨秀贞见面,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离开,结果被抓。

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就供出了中央的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6月23日凌晨,宪兵和警察包围了房子,妈妈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意识到中央机关已被发觉,她立即把作为警号的洗米篮子打翻。当时向忠发还供出了父亲的住址和开会地点西摩路,并亲自带领特务去搜查周恩来、瞿秋白和父亲等人的住地,不料全扑了个空。

警惕性甚高的周恩来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但是时间紧迫,他们来不及通知张纪恩和我妈妈。

被抓的时候,妈妈的衣袋里还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地下党员的联络地址。张纪恩悄悄用浙江土话提醒我妈妈,妈妈乘警察不注意时将纸条放进嘴里吞下。在拘留所里,妈妈借口上厕所,见到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她这才知道自己被捕是被向忠发出卖。两人商量好如果向忠发来指认她们,她们如何应对。

无论在侦缉队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妈妈在几次提审中坚持说自己叫黄张氏,是乡下来的女人,不识字,也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敌人没什么证据,只好将她取保释放,陈琮英也被放了出来。因为被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张纪恩则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5年。他们俩的女儿死在巡捕房的孤儿院里。

妈妈和陈琮英出狱后,陈云找她俩谈话,她们向陈云汇报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妈妈也汇报了张纪恩在狱中的表现,她认为张纪恩不坚定,表示要与他断绝夫妻关系。后来张纪恩几次要和我妈妈恢复夫妻关系,妈妈始终不同意。

出狱后,妈妈被分配到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她与北方局的孔原结识。两人一起从上海到天津从事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派我妈妈回上海汇报工作,加之此时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工作不方便,妈妈想借此机会把孩子送到姨妈那儿。于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码头上岸时,妈妈发现有可疑的人在跟踪她。当天她住在上海的交通员张世民的家里,第二天一早,发现有人在盘问张世民家的房东。妈妈凭着多年的经验,敏感地觉察到这个据点已经暴露了。她建议张世民赶紧撤离,妈妈也先回到了浦江,写信向孔原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孔原很快回了封信,用暗语说:组织上批评你们惊慌失措,问题没那么严重。并要她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几天后,妈妈从浦江回到上海。她找到张世民的家,以找房子为由敲门时,屋子里走出一个陌生面孔,妈妈赶紧说自己是乡下人,走错门了。但是她还是被特务拽进去,第二次被捕。妈妈在巡捕房的拘留所里见到了3天前被捕的张世民,证明了她之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妈妈第二次被捕后,当时上海中央局又陆续遭破坏,刚开始是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他供出了组织部长盛宗亮的地址。盛宗亮与妻子秦曼云最终都叛变了中共,加入了中统。他们还参与了国民党特务对我妈妈的审讯。妈妈知道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瞒不住,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妈妈后来被关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全部政治犯,妈妈也是其中之一。我手里还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妈妈出狱的第二天,和我父亲谈话的情景,是陆定一照的。

妈妈后来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夫人的名义作掩护,留在办事处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父亲领导下任组织部干部。在广东工作了一年后,她又回到南方局工作。当时父亲是南方局组织部长,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结了婚。

张纪恩被关了3年多后获释,出狱后回到家乡。1941年他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工作。此前母亲曾给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刘晓写信,汇报张纪恩在监狱里的“不坚定”,总理还曾让张纪恩和我母亲对质。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他本人也是一位经历颇为丰富的老人,一直活到102岁才去世。

张纪恩后来的待遇还可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资历很老的老革命,他入狱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写过悔过书,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他并没有出卖组织、造成什么损失。解放后,张纪恩还念着我母亲,他一直珍藏着母亲当年送给他的照片;2008年张纪恩去世前,我去上海看望过他。照顾他的护工告诉我说,张纪恩没事就拿着妈妈的照片看,还掉眼泪。

“阅读”父亲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想起来,妈妈很不容易,当时我们都是处于长身体阶段,家里6个孩子,负担得多重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供给制还好,5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妈妈那时候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6个孩子太难了。

妈妈后来找到杨尚昆,一进门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杨尚昆连忙说:“对,这是烈士子弟。

”于是每个孩子每月给20元生活费,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妈妈给每个孩子买了辆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年代,实属少见。后来又查出爸爸一笔翻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妈妈是个要强的人,有了这些钱,她就把我们的生活费给退了。这之后,直到妈妈1979年去世,我们再也没有领取任何抚恤。

50年代初,妈妈的3个侄女和1个外甥女因为生活困难,都先后从浙江农村来北京投奔她。妈妈对她们说:“他们是博古的孩子,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上学读书,你们得工作。”她让3个侄女去当工人,可是却千万百计让几个哥哥姐姐都读了大学。当年二哥秦钢结婚时,妈妈特别高兴,一同坐过牢的难友、一起工作多年的战友、秦家的亲友,都一一请到了。

“文革”开始后,斗妈妈的大字报也上了墙,大标题写着“博古的臭老婆、彭真的黑爪牙张越霞”。她也被送到干校去参加劳动,妈妈是九级干部,每一个月的工资本来有200多元,后来也降到了50多元。

有一天,因为脑溢血,血块压迫了语言神经,母亲突然不能说话,干校把她送回家,再也没人管她。刚好二姐新华和丈夫李铁映从永川回北京,他们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信发出不久,总理办公室通知:恢复张越霞原级别。据说周总理在去世前曾经跟身边的人叮嘱过:张越霞是个好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她遇到什么困难,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她。

妈妈这一生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沧桑。她和孔原生下的孩子叫陈模(注:孔原原名为陈树铮),后来是和孔原一起生活,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有一天早上,孔原的儿子孔丹打电话给我说:“陈模哥哥今天早上走了……”陈模哥哥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死时才40岁出头。

妈妈去医院向遗体告别,见了陈模哥哥最后一面。她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也还算平静。只是拿起陈模哥哥的手,一个一个地看,看得特别仔细……1979年2月22日,69岁的妈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父亲牺牲后,他的很多资料由母亲保存着。1947年,中共从延安撤出时,妈妈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出来。她后来把父亲的遗物交给了大姐摩亚,包括父亲用过的一支派克笔、穿旧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毛毯,还有一个就是遵义会议的记录本了。

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笔记本了。那是一个自己做的本子,里面是白报纸,外面加一层牛皮纸包着。我看过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字很小,上面每个姓氏后面是发言内容。在某些发言记录旁边,父亲还画了一个问号,写着“对吗”,还有几句批注。可惜的是,“文革”时大姐被抄家,她只好把这个本子给烧掉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张闻天的了。

父亲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检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妈妈那里。“文革”开始后,母亲有点紧张,刚开始搁在大姐那儿,后来又给取了回来。我家有一个特别大的花盆,妈妈用塑料袋包住那些材料,藏在花盆里,上面再用土给盖上。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之后,妈妈又把材料放在表姐那儿,她当时是全国劳模,相对安全一些。

可是后来劳模表姐也受到冲击,妈妈又把它们放在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那儿。熊妈妈去世以后,我找到伍绍祖那里要回了那些材料。退休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这些材料,虽然那些纸都已经非常脆弱,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但我还是努力地一点点在辨认,仿佛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和他一起阅读那一代革命者的心灵,重温他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