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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谈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薄熙来的结局，网上什么样的传说都有，包括他将复出。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认为：薄熙来将被以“从事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论处，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万润南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中共中央对薄熙来处理的三种可能：一是以刑事案处理，二是按路线斗争处理。万润南认为，按路线斗争来处理，会引起激烈争论，他说；“因为很多人对重庆那套做法还是称赞的，以为重庆模式就是将来的中国模式。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重庆至少是一种探索。跟重庆模式对立的是广东模式，是汪洋搞的。像乌坎村，民主选举，通过跟老百姓实际是一种让步、宽容，来解决问题。这都是一种探索，而且从广义上来讲，应当容许有不同办法的探索。”

而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办法，就是以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活动”来处理。万润南说：“如果回到路线斗争这种提法，就变成了回到文革，就是只许一种做法，只能有一派的声音；光说是刑事案件，不服众。所以我觉得，最后，共产党处理这个问题比较稳妥的办法，可能定案在‘非组织活动’上。据说能够得到常委大多数支持也是这一条。”

关于薄熙来结局的另一种说法是，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他将成为左派的一面旗帜。万润南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我认为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极小。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结束了。再以他为旗帜作为号召，作为精神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左派集结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薄熙来受到太子党的支持。万润南说：“太子没有党。不能够因为他们的出身，就认为他们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一样呢？比如说胡德平、习近平、薄熙来这三个人：当年，薄熙来的老子把胡德平的老子整下台，习近平的老子习仲勋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他们的老子是这样三个人物，他们的儿子怎么可能尿到一个壶里去呢？据说在太子党里头站在薄熙来一边的也是少数。”

万润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公司，并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因参与89民运、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镇压后流亡海外，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万润南认为，虽然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左派在中国仍将长期存在。他说：“有人讲的很好，中国不能没有左派。一个社会本来就有左、中、右。薄熙来倒了，不等于中国的左派思潮，就此消灭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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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 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 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 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

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 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 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

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 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 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 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

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 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

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

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 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

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 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 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 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 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

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 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

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

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 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 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

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 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 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

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 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 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

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 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 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 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

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 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

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 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

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和假****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 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 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 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

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 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

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 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

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 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 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 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 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

如前所述,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 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

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 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海关对中关村3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认定,1991年的10个月里,它们共销售计算机2573台、打印机5715台、空调器850台。

这些货物都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和整机纳税单证),而且进货价一般都低于正常进货价的20%至40%。 该调查还指出,它们的进货渠道基本上是广东的深圳和东莞。 。 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曾因涉嫌走私遭到警方调查。

在金燕静案发之前,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燕静一样的下场我在《联想风云》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联想涉嫌走私的经过。 此处不再赘述。

。 正因此,中关村一直流行着走私难免的说法,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那些最极端的走私难免论者甚至认为,如果有谁想要独善其身,保持清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曾就柳传志涉嫌走私一事直接询问周光召,以下是当时的对话:
周光召:我们当然也批评了他,不过我们觉得有很多社会的原因,不能完全怪他。

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的态度说坚决保护他,另外告诉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企业?
周光召:对。 也是逼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比如说你当时不送礼的话你过不去,比如说海关什么的,就是完全不允许他们进口。 至少我们做试验来讲,也不能这样子。 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
这样看来,柳传志得到了他的上级的理解,并且被坚决保护起来,而金燕静却没有那么幸运。 部分原因是她的行为过于张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这就不仅是个被逼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叫地方官员难堪。 段永基后来如此评说这件事情:走私还敢明目张胆啊?也就是她敢吧!

这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人吗?这话过于直白,但却道出要害。 官员有时候义愤填膺,不是因为是非,而是因为脸面无光。 当时我们国家沿海一线走私横行,公司、个人、地方政府,纷纷卷入其中。

局面如此混乱失控,让中央政府极为震怒,这时候出来一个金燕静,正好杀一儆百。 这一点我们从***的高级官员对这一案件的严厉批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聪明的看客还能想到,1991年的政治形势对金燕静不利。

也真该让她倒霉,这年夏天,就在金燕静东窗事发之后不久,苏联发生了8o19事件,这在北京引起连锁反应。 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被当做党的既定日程贯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躲避,就连胡昭广也不敢搪塞。 而金燕静一案,在那些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和平演变的有力证明。

两年来他们发起种种政治性质的攻击,终究还是不能点燃阶级斗争的大火,但是如果谁家后院先烧起来,它却足以火上浇油。
中关村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把金燕静看作改革的牺牲者。

有些传言把她描述成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 检察官举证说,那些走私交易清单上都盖有她的****。 有人就说,那不过是个公司法人章,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她亲自保管有些人当时为金燕静打抱不平,好多年后他们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还是不改初衷。

其中有:
陈庆振: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 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胡昭广:海关只不过是想要敲山震虎。

这个东西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碰撞。 她没进口批文,可是她要发展高科技。 你让她怎么办?
沈仁道:企业肯定同情她。 政府有一批干部也是同情。 我作为区里主要领导,有一次想打听一下金燕静被关在哪。 那个人都不肯说。 他们认为让区政府处理的话,可能就大事化小了。

应当说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区委区政府对他们的处境更理解。
邵干坤:我知道她个人没贪污。 她就是为了企业。 这个人有能力的,有魄力,有头脑。
柳传志: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 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是走私风行,都在买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

你是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这不就是民不举官不纠嘛!
曹友迅:你就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这不是替她辩护,是考虑实际的情况。 你不能让这些先行者违法是死,合法还是死。

纪世瀛:真正的罪人是改革的保守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进口关税极高,批文垄断。 这种情况下,电子一条街上凡是从事电子技术的人,除了通过深圳和广东走私以外别无他法。

我毫不客气的说,正是这种有限度的走私行为,支持了中关村的发展。 我之所以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 。 尽管这么多人打抱不平,金燕静已是罪证确凿,没有人能够公开袒护。 接下来的一个月,银行纷纷致函信通公司收缴贷款本息。

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把金燕静的总裁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资格一并免去。 9月7日,试验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北京信通集团公司试验区优秀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
金燕静是个天生的冒险家。 除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应当说她并不比无数逍遥法外的走私者更坏。 她在检察官面前一直坚持说,公司的走私情节都是下级人员所为,而她本人并不知情。

但是从她一贯的强势领导作风来看,她是不可能对属下失控的。 她的下级也不会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她蒙在鼓里。 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出示的证据,也表明金燕静在说谎根据判决书的陈述,这些物证包括:企业合同、政府批文、介绍信、向海关人员行贿的报销单据、库房发货清单、假****、调汇账目、照片、货物记账单、进口报关单、警察查扣的走私货物现场照片、购入商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海关笔录、汇款单、传真、董事会纪要、金燕静的日记信函,以及至少35个证人的证言。

。 这检察官名叫李天裕,一向有铁骨柔情的美誉,不过他在金燕静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只有铁面无私,这让金燕静再也无法辩白。 到了1992年1月19日,区委***沈仁道终于承认金燕静的案子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只好批准属下清理金燕静还有什么荣誉称号,如有,按程序办撤销手续。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 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

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 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 用当时海淀区委***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

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 ******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 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

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 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 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

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

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 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 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 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 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

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 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 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 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 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

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 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 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 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 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 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