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儿子章可的后代 季羡林《留德十年》中对章士钊之子章用的回忆

我上面屡次提到章用,对他的家世也作了一点简要的介绍,现在集中谈他的一家。

章士钊下台以后,夫妇俩带着三个儿子,到欧洲来留学,就定居在哥廷根。后来章士钊先回国,大儿子章可转赴意大利去就学,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去念书。只有二儿子章用留在哥廷根,陪伴母亲。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母子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年了。

他们租了一层楼,是在一座小洋楼的顶层,下面两层德国房东自己住。男房东一脸横肉,从来不见笑容,是一个令人见而生厌的人。他有一个退休的老母亲,看样子有七八十岁了,老态龙钟,路都走不全,孤身一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

母子不在一起吃饭。我拜访章用时,有时候看到她的卧室门外地上摆着一份极其粗粝的饭菜,一点热气都没有。用中国话说就是“连狗都不吃的”。男房东确实养着一条大狼狗。他这条狗不但不吃这样的饭,据说非吃牛肉不行。牛肉吃多了,患了胃病,还要请狗大夫会诊。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我到章家去,一连几天,看到同一份饭摆在房门口,清冷,寂寞,在等候着老太太享用。可惜这时候大概连床都起不来了。

这是顺便提到的闲话,还是谈主题吧。

章老太太(我同龙丕炎管她叫“章伯母”)是英国留学生,英文蛮好的。她当孙中山的秘书,据说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国,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她样样俱全。对英文的崇拜,也决不下于英国人。英国人常以英文自傲。

他们认为,口叼雪茄烟而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国家中,最不肯学外国语言的人,就是英国人。而其他国家的人则必须以学习英文为神圣职责。在这方面,章伯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她来德国几年,连一句“早安”、“晚安”都不会说。她每天必须出去买东西。无论有多大本领,多少偏见,她反正无法让德国店员都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无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买什么东西,先找出英文,下面跟着就是德文,只需用手指头一指,店员就明白了。要买三个或者三斤,再伸出三个手指头。于是这一个买卖活动立即完成,不费吹灰之力,皆大欢喜。

她不肯说德国话,当然更不肯认德国字,德国的花体字母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字母与英法德等国通用的拉丁字母不同,认起来比较麻烦。法西斯锐意提倡花体字,以表示自己德意志超于一切的爱国主义。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这种字母。因此,章伯母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再加上,她识别方向记忆街名的能力低到惊人的水平。在哥廷根住了几年,依然不辨东西南北。有几次出门,走路比较远了一点,结果是找不回家来。

章伯母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虽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却幼稚而单纯,似乎有点不失其赤子之心。在别的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她出身名门大族,自己是留英学生,作过孙中山的秘书,嫁的丈夫又是北洋政府的总长。很自然地养成一种恶性发展的门第优越感。

别人也许有这种优越感,但总是想方设法来掩蔽起来,也许还作出一点谦恭下士的伪装。章伯母不懂这一套,她认为自己是“官家”,我们都是“民家”,官民悬隔,有如天壤,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开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如何,你们民家又如何如何。

”态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们听了,最初是吃一大惊,继之是觉得可笑。有时候也来点恶作剧,故意提高了声音说:“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她丝毫也觉察不出我们的用心,继续“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这方面,她已修炼得超凡入圣,我辈凡人实在是束手无策。

她儿子章用是很聪明的人,对自己母亲这种举动当然是看不惯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从不打断母亲的话。但是从他那紧蹙的眉头来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经常好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也许是数学问题,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

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亲闲聊。老太太独处危楼,举目无亲,没有任何德国朋友,没有人可以说话,一定是寂寞得难以忍耐。所以一见我们这些“民家”,便喜笑颜开,嘴里连连说着:“我告诉你一件大事!

”连气都喘不上来。她所说“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剌剌不休,话总说不完。但是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可谈的话题实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话过后,就谈章士钊。谈章士钊同她结婚时的情景。章士钊当了大官,但是对待妻子,总以西方礼节为准。

上汽车给她开车门,走路挽着她的胳臂,而且满嘴喊Darling(亲爱的)不止。她自己如坐云端,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妇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于是立刻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了下来。适逢章士钊也下了台,于是夫妇同儿子们来到了哥廷根。

她谈的有关章士钊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一点。为了为贤者讳,我在这里就讲这一些。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她讲丈夫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有时候绘形绘声,讲得琐细生动之至。这对章用当然更是刺激。他虽然照常是沉默不语,然而眉头却蹙得更加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