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劝学 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字怀中,号华生。湖南省长沙县板仓村人。戊戌变法时期,在长沙参加过南学会的一些活动。1903年赴日本留学,先入弘文书院学习3年,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又赴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学习。

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之后,再赴德国考察10个月。于1913年春天回到长沙,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等学校。1918年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哲学门(系)任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有系统的研究。在日本和英国留学时,虽然主要是学习教育学和伦理学,但哲学也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他不仅系统地研究过西方哲学史,了解西方哲学的最新流派,而且深刻地理解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当他归国之后,在长沙的教学过程中,就不仅从理论上反复宣传哲学的重要性,而且组织哲学研究小组。他的这些努力收到了鲜明的效果,就是培养了像青年毛泽东这样钟爱哲学的学生。

纵观杨昌济的哲学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反复强调哲学的重要性

杨昌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哲学的重要性。

首先,在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指出"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在1914年出版的《论语类钞》中,杨氏指出:

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杨氏的这段话,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说明各种具体科学只研究宇宙现象的某一部分,而哲学则要研究宇宙的全体,所以人们才把哲学称为世界观。其二,从"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说明,各种具体科学是研究"形下",因为所谓"宇宙现象"就是属于"形下",而所谓"贯通其间的大原则"则是属于"形上"的东西。尽管杨氏说原则生宇宙是错误的,但其对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

其次,在哲学与人生的关系上,指出"人不闻道是谓虚生"。在《论语类钞》中,杨氏又说:

人不可无哲学思想。梭格拉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皆以默想的生活为人类最高之幸福。宇宙间森罗万象,妙理无穷,能领悟之,乐莫大焉。人类之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理性也。人不闻道,是谓虚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杨氏的这段话,是在发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时说的,他还引用了朱熹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解释:"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接着,杨氏便讲了上面这一通道理。这里,杨氏既引用了中国古代哲人孔子和朱熹的言论,又引用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言论,从而说明"闻道",即把握哲学思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从哲学与时代关系上,指出"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1914年10月,杨氏在《公言》杂志上发表的《劝学篇》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师其铁船、巨炮"、"学其制造",即从器物层面学习;第二个阶段是"师其政治、法律",即从政治法律层面学习。

但是杨氏目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现状,认为光有这两个阶段还不够,还应该有一个从思想上学习的过程。他说:

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正是由于杨昌济从时代高度强调学习和普及哲学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理论上进行宣传的同时,在行动上更是组织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成立哲学研究小组。据黎锦熙回忆:"1914年,我和杨怀中先生同住在浏阳门正街一个院子里。

当时以杨怀中先生为领导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杨怀中、我、毛主席、陈昌、肖子昇、熊光楚、蔡和森、萧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主席都要到杨怀中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

每次同来的人只有十个以下。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杨怀中先生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理学)。我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英国人著的社会学研究。

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的心得自由地进行谈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的一个人的日记看看。"(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2页。) 黎锦熙之所以说哲学小组的活动是到1915年9月,是因为他在这个月到北京工作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小组的解体。因为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至1918年上半年还在一师读书,杨氏也还在此任教,所以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到"板仓杨寓"去讨论哲学等问题。

毛泽东所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就曾指出:"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

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

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

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 这段话说明,毛泽东等人关于"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讨论,是在民国四、五年(1915、1916年)就开始了,这一时间与哲学研究小组的活动时间基本上是一致,其成员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把这种讨论视为哲学研究小组活动的继续和延伸。

杨昌济还是五四前夕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启事",宣布在两星期内成立哲学研究会,列名发起者有杨昌济、马叙伦、陈公博、梁漱溟、陶履恭等12人。

1月25日,哲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50多人。宣布该会是"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0日、28日) 这是中国近代成立最早的一个哲学研究会。而青年毛泽东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是参加了这个哲学研究会的。

正是由于杨昌济从时代高度强调学习和普及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当1915年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出版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便得到了杨昌济的热烈支持。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进入到思想文化领域,它正符合杨昌济前述关于从哲学上"唤起国民之自觉"的要求。

所以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新青年》并向其投稿,而且用自己的工资订阅若干份《新青年》,供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阅读。这样,杨昌济就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引进了湖南,并且极大地激发了围绕在他周围的这批学生追求新文化和新生活的热情。

到了1918年4月14日,这批进步学生便组织了五四时期全国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

青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到学会成立的原因时指出:"这时候发起诸人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

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当然直接关系杨昌济,而其第一和第二个原因,也是与杨昌济分不开的。因为正是听了杨氏的"绪论",这群青年才觉得自己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也正是在杨氏的指导下,他们才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来。正是基于杨氏对新民学会基本成员的影响之深,所以笔者曾将杨昌济称为"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这里,笔者还要指出,杨昌济关于哲学重要性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特别大。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一些同学不重视哲学学习时说:"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

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 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上哲学讲堂,显然是指听杨昌济的哲学课当时一师的一些学生之所以不重视哲学学习,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哲学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二,则可能与杨昌济讲课方法的单调有关。

当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听过杨昌济讲课的周谷城先生,在1980年对笔者说过,当时一些学生叫杨昌济为"切菜先生",意思是说杨讲课不仅语调平淡,缺乏抑扬顿挫,而且总是侧伸出一手掌,缓慢地上下挥动,好像切菜。

因为在一师教员中,只有杨昌济的课程中有哲学的内容。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哲学的重要性。他在回顾近代以来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之时,认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都缺乏本源,只有曾国藩才具有本源。那么,本源是什么呢?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在青年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杨昌济的影响。

二 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思想

杨昌济既然如此强调哲学的重要性,所以他就特别注意对西方哲学理论的介绍。1916年11月,他在长沙出版的《民声》杂志第1卷第1、2、3号上连续发表了《哲学上各种理论略述》。当时文章并未发表完。杨氏逝世之后,李石岑在上海的《民铎》杂志上重新发表,并补充了一些内容。

此文全文约4万字。据刘岳兵教授研究,杨氏这篇文章中对哲学理论的分类方法,与日本学者建部遯吾的《哲学大观》中的"哲学思想的分类及批评"一节中基本相同。

(刘岳兵:《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船山学刊》2010年第3期。) 刘教授的这句话说得很准确,即杨氏对"哲学理论的分类方法"基本上是从建部遯吾的《哲学大观》中学来的,但是其具体内容则是杨昌济长期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得来的。这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主要哲学理论和学说进行分类,所以全文所介绍的哲学理论约30种。

首先,杨氏从认识论的角度,介绍了合理论(唯理论)、经验论、感觉说、实在论(唯实论)及观念论、名目论(唯名论)及实念论。杨氏指出,观念论与实在论乃是回答认识的本质如何的两种对立的答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立呢?"吾人感性之知觉往往有误,遂使吾人疑一切感性的认识之效验。

……吾人之感性的认识,若果不能把握外物,则可知吾人表象之内所存者,非外界之模写,不过为主观之所产者而已。若吾人之表象,全然属于主观,则为纯粹之观念论;反之,若全然属于客观,则为纯粹之实在论。

虽然,如此之论与各人平生之经验不相容,故观念论亦有几分实在论之色彩,实在论亦有多少之观念者混焉。"(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其次,杨氏从第一原理的形式的角度,介绍了一元论、物质的一元论、精神的一元论、二面论、抽象的一元论、具体的一元论、认识的一元论、物心一元论、作用说等。所谓"第一原理"是指哲学系统中的最基本原理,系统中的其他原理都是从它那里推导出来或从它那里得到解释,而它本身却不是从那个体系或系统中的任何其他原理推导出来或得到解释的。

所谓"第一原理的形式",则是指这个原理是以"一元"还是"二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杨昌济在解释这些不同名称的来历时指出:"一元论乃以宇宙之本体为唯一一切学说之总称也。

虽同主张一元,然因其所谓一元者之性质、内容、并说明其与现象之关系之方法如何,而哲学不得不大异其面目。有以一元为物质者,唯物论是也;有以一元为精神者,唯心论是也;又有以为自精神与自然界同一之一元而成者,谓之同一哲学。

或以为自本有精神、物质之二面者而成,谓之二面论。其他如物心一元论,以生活的原理为非独立之实在,乃为物质之性质具备于物质之内者。

又有作用说焉,谓一元之本质惟有作用而已。至论一元与现象之关系,有以一元为存在于现象以外者,谓之抽象的一元论;又有谓一元离现象则毫不有实在之地位,现象即本体者,谓之具体的一元论。……又有以认识论上之主观与客观为不外同一原理之变态者,或谓之认识论的一元论。"(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第三,杨氏又从本体论角度,介绍了本体论、二元论、超越的二元论、内在的二元论、多元论、精神的多元论。杨氏在谈到研究本体论的必要性时指出:"诸种之科学,虽其究竟无不指示一本体,尚未足以明其必然,至认识论始证明此思想之为必然,不仅为单纯之假定,又非徒为说明上之便利起见,盖实有必不可不想其存在之理由也。

故此思想虽自太古之时已有之,以学术研究之进步而益为确实,要必待认识论研究之结果,始知其确然不可动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8页。)

第四,杨氏又从第一原理的内容(性质,即第一原理是否具有人格的性质)的角度,介绍了有神论、无神论、泛神论、泛意论、泛理论。

第五,杨氏还从宇宙现象之变化原因的角度,介绍了机械论与目的论。他说:"于纯正哲学当说宇宙现象之变化并其归极之时,古来有二种相反之见解:一谓之机械论,一谓之目的论。机械论以因果之机械的关系为现象变化唯一之理法,一定之现象生后,必有他现象继之而生,后生之现象又为原因,必然生第三之现象。

宇宙之现象如斯变化而丝毫无究竟之目的焉。若果如此,则宇宙之现象惟有机械之变迁而已,不能说明进化之事实,目的论于是乎起。虽然,所谓目的论者,亦随人智之进步而多少异其形。"(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最后,杨氏介绍了合一哲学与怀疑说。杨氏说:"合一哲学,又谓之同一哲学。康德以后之哲学者,有总合康德所分析而得之反对若差别而自合一之原理说明之者,此即谓合一哲学也。"杨氏指出,康德最长于分析,通过他的分析之结果而产生了五种对立:一为学理理性中理性与悟性之对立,二为一般理性中实践理性与学理理性之对立,三为世界中能知之理性与触发之使起认识之物之对立,四为可想界与可感界自由与因果、目的性与机械性之对立,五为世界及人间与神之对立。

杨氏说,康德自己虽亦曾尝试对这些对立作总合的说明,但未能详尽。这些任务留给了其后继者,如来因霍尔德、菲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哈特曼等人来解决了。所以他们的哲学属于合一哲学。

(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杨氏在谈到怀疑说时指出:"怀疑说者,疑吾人确实认识之可能,不断言事物原理之果可知与否一切之学说也。"他在介绍了从古希腊到近代各种怀疑说之后指出:"从来之怀疑说于哲学上虽尚未得立足之地,然于研究哲学之事有甚大之影响,此又其不可没之功绩也。

彼昌言(肯定的)独断说之不足取,为批评哲学开其先路,使吾人不敢轻忽断言,不使吾人左顾右盼,徒彷徨于歧路,此实怀疑说之功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5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昌济对西方哲学流派的分析,由于是置重于其具体的历史形态,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有重叠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详尽的介绍西方哲学,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它使国人大开了眼界。

杨昌济不仅撰写和发表了上述全面介绍西方哲学的专文,而且在一些译著和教材中也直接或间接地介绍了西方哲学。例如,杨氏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中所介绍的西方伦理学家也大多是著名的哲学家。所以在介绍其伦理思想时,必然要涉及其哲学思想。

据杨氏日记,他是于1915年8月开始翻译此书。虽然此书到1918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但其未出版前,当时还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的青年毛泽东,曾于1917年将此书译稿抄成7本,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借给同学阅读。

这种情况,对于毛泽东系统了解西方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是很有助益的。又如,杨昌济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时,曾使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人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

毛泽东在学习此书时,曾经写了一万多字的批注。1950年,当毛泽东重新看到他当年写有批注的这本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

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宣称:"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 又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受二元论的影响,而这种二元论,正是他青年时代从唯心论向辩证唯物论转化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三 呼唤创立一种适合新时代需要的哲学学说

杨昌济虽然十分重视从思想文化上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又力主向西方学习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在1914年发表的《劝学篇》中,他明确指出: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

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故吾愿留学生之归国者,于继续其专门研究之外,更能于国内之事情有所考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杨昌济这种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不少著名的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而杨氏不为潮流所左右,能够提出这些真知灼见,是具有极为深远意义的。

杨氏不仅从一般原则上主张结合国情学习西方,而且他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应该创立一种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哲学形态。他在《劝学篇》中指出:

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吾人处此万国交通之时代,亲睹东西洋两大文明之接触,将来浑融化合,其产生之结果,盖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

吾人处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对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王君静安(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

今吾国第二之佛教来矣,西学是也。乃环观国人,不特未尝能动,而且未尝受动,言之有余慨焉。

吾之所望者,在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杨昌济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在东西洋两大文明之交流汇合之时代,必有浑融化合的一个过程。他根据佛教传入中国后,被宋儒结合儒家经典,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道学这一历史经验,殷切地希望能创造一种新的哲学。这一思想,在他和黎锦熙的谈话时,表达得更为明确。黎氏1915年12月14日日记写道:

怀中尝言:"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辟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新学派耶?"(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9页。)

杨昌济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完成"确立一新学派"的愿望。但是他的这一愿望被其最"心赏"的学生毛泽东实现了。

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 这说明,杨昌济关于要批判地对待东西方各种学说的思想,是被青年毛泽东所接受了。而杨氏关于要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的思想也同样为青年毛泽东所遵循。所以当新民学会许多成员均往法国留学时,毛泽东却决定暂不出国。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士钊的信中说:

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

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8页。)

毛泽东如此重视对国情的研究,显然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正是由于青年毛泽东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所以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就特别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从而实现了杨昌济的遗愿和预言。

过去,人们对杨昌济伦理学家的地位是承认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