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和皇太极的关系 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的几点评论
2010年6月11日晚七点,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先生(Prof. van der Kuijp)应邀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作了一场题为《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的几点评论》的学术讲座,从对各种文献记载抽丝剥茧般的辨析,来探寻中国历史上两位重要人物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间不同时段的关系,同时亦在听众面前展开了一幅13-14世纪社会的宏大历史画卷。
此次讲座由本所副所长石硕教授主持,张长虹博士翻译。
范德康教授对于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的关注始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间断断续续,未曾中断。他认为如果不了解西夏的藏传佛教,就很难理解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之间的关系,因为西夏政权最后的几十年里(约1170-1227年),藏传佛教僧人被任命担任最高的宗教领袖,西夏人自己借用汉语指称他们为 “帝师”。
藏文文献中提到有两位藏族帝师,均来自噶举派,即藏波巴·贡却森格(Rtsang/Gtsang po pa Dkon mchog seng ge,?-1218)和第师热巴·喜饶森格(Ti shri Ras pa Shes rab seng ge,1164-1236)。
“第师热巴”只是一个绰号,并非真名,意为“身着棉布的皇帝的老师”。
他原名为霍扎(Hor grags),1188年受戒后得法名喜饶森格,他抵达西夏王室10年之后,1206年被任命为“国师”,1218年由藏波巴继任该职,有文献称之为“贝拉国师”(be la gug sri),前两个字无疑为西夏语wo le,后两个字为汉语借词。
成吉思汗1227年对西夏的征服为蒙古精英接触藏传佛教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发展至蒙古宫廷,甚至在随后的明清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奉首先是从是上层开始,而非由底层开始。
关于1227至1240年之间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在第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的传记中(“拔希”一词不是藏语,最早由突厥人使用,后又传至蒙古,该词十分常见,见于印度,甚至中亚),有些片断记载,他访问了阔端台和蒙哥汗,他甚至说服了蒙哥汗放弃了其它的宗教信仰而皈依藏传佛教,证明当时在蒙古王室中除了藏传佛教外,还流行有道教、袄教、也斯托尼教等多种宗教,而这可能与游牧民族草原般开阔的思想有关。
八思巴的一篇小作中也有关于道教的争论,汉文大藏经中亦有记载。
1240年,蒙古人血腥征服藏区,令人奇怪的是,萨迦派文献中没有与之相关的记载,但噶举派文献中有。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对此次征服有详细的记载,另有一份他晚年写的传记读起来了像是忏悔文,因为他所做的事是取代萨迦政权,并无可避免地与一些喇嘛对立,而这与佛教密宗实践中必须遵从上师的原则相背离。
他的传记中记载:“伯侄二人(指京俄和杰巴仁波且,Spyan snga and Rgyal ba Rin po che)的时期出现了蒙古的法度。
由蒙古多达那波(Dor ta nag po)担任将军,蒙古军在藏北热振寺杀死僧人五百名,全藏为之震惊。其后,多达那波在热索(Ra sog)设置驿站。当京俄大师前往拉顿塘(La dun thang)地方时,多达那波逮捕了果巴·释迦仁钦(Sgom pa shākya rin chen),准备施刑。
(京俄)向度母祈祷,天空降下石头之雨。多达那波说:‘托因’(toyin, 蒙语“僧人”之义),你是好人。
’说罢,向京俄大师顶礼,赦免了果巴。”京俄为帕竹噶举的领袖,即京俄·扎巴迥乃(1175-1255),不幸的是关于他只有一些传记的碎片,一卷为信件,其中一些对于历史研究很有意义。
17世纪早期的一位学者竹巴·桑给多杰的著作中有一些他的重要信件碎片。在拉萨出版的大司徒的传记中也提到萨班给大司徒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参加他伯父绛曲·扎巴坚赞的葬礼,说明萨班所代表的萨迦派与京俄的噶举派之间关系密切。
萨班去凉州见阔端汗亦是应京俄·扎巴迥乃的要求,而不是被迫前往,他在路上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萨班全集中收集的萨班写给西藏僧俗领袖的信也是假的,因为其一,在萨班早期的作品目录中没有这封信,其二,当时的卫藏地区是由止贡派控制,止贡派为当时蒙古在西藏的代言人,即大约1240至1261/1262年的二十年左右时间内,而萨班则在1251年已经逝世。
大司徒和京俄的简短传记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蒙古王子在西藏的封地的最早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文献记载,一种说萨迦派是阔端的封地,忽必烈的领地是蔡,因此最初忽必烈与萨迦派没有关系,而是和蔡巴噶举之间有联系。因此忽必烈很早就和西藏有接触,也许这正是为什么他的大儿子名叫多吉,是个藏语名字,从《元史》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许多皇室成员有藏文名字、回鹘名字等。
1244年,阔端邀请萨班到凉州,这是因为萨迦是他的封地,而封地的存在是因为税收。萨班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途经康地去了凉州。1253年,忽必烈听到了八思巴的名气,要求八思巴到他的王室去,当时八思巴18岁,给忽必烈和他的妻子恰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思巴很早就对忽必烈及其妻子进行了喜金刚灌顶,他还为忽必烈的王子们写了文章,当时忽必烈还只是个王子(称为嘉波或嘉色),八思巴也称他为绛曲桑巴(菩萨之义),嘉色和绛曲桑巴的意思很接近,均可指王子或菩萨。
忽必烈去了大理,八思巴去了五台山,停留了两年左右,约在1254至1256/1257年,到了1260年,两人的关系突然变得很亲近,这一年也是忽必烈击败了其它蒙古王子当选可汗之年,当选可汗对于他控制卫藏地区十分关键,之前卫藏和阿里地区均由噶举派控制。
从一份文献中我们知道,1260年在蒙哥去世之后有个会议,进行可汗选举。当时至少有三个人联合反对忽必烈,支持阿里不哥,他们是止贡巴、噶玛拔希等,结果是忽必烈当选之后,止贡派失势,噶玛拔希出逃。
因此1260年,止贡派在西藏的权力被萨迦派所取代,萨迦派由此急剧扩张,萨迦寺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之前萨迦寺只是个不太重要的小寺。
蒙古王室在1260年左右有几个国师,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国师,1264年,八思师成为国师,同时也成为宣政院的首领,不久之后他离开了大都,回到了萨迦,可能是为了巩固萨迦派在卫藏的统治,他的弟弟恰那多吉被授予白兰王。
1269年,八思巴回到了大都,1270年又得到了“帝师”的称号,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八思巴字,《元史》中只有两行提到这件事,藏文记载中有九个传记文献均提到八思巴创造八思巴字,这可能对于忽必烈很重要,但是西藏晚期关于八思巴的文献记载中则没有提到他造字这件事。
藏文记载也不称之为“八思巴字”,只有汉语称为“八思巴字”。后来,八思巴又在临洮度过了四年,远离宫廷,这期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八思巴和忽必烈及其家族成员之间不再坦城相待,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忽必烈请非萨迦派僧人担任帝师,就是有名的乌坚巴·仁钦贝。
藏文文献中对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叙述,传统的标准看法是,八思巴为忽必烈的金刚上师,地位高于忽必烈,因为在佛教密续实践中,金刚上师的地位甚至比佛还要高。
但是蒙古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并且如果看一下八思巴本人的作品就知道,1274年,他向忽必烈请求:“请让我回萨迦去吧!”忽必烈同意之后他才离开,回了萨迦,再也没回来,直至1280年逝世。如果他的地位比忽必烈高或与忽必烈平等,那么就不需要请求后者的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