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黄永生中医的中药 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黄永生高温表演后逝世
18时30分,十几年来一直负责“曲艺大家唱”日常工作的薛国惠接到了黄永生的电话。因为早上拉肚子,薛国惠没有到现场,正在吃晚饭的黄永生没忘记关心薛国惠的健康状况。问候了一番得知薛没事,电话那头的黄永生依然精神气十足。
吃完晚饭,工作人员一路把黄永生护送到家。以往,工作人员一般送到家门口就开车离开,但因为黄永生最近半年身体一直不好,之前刚刚住过两个月的医院,为此大家特地把他送到电梯口,看着他走进了电梯。
没有想到,电梯门关上的刹那,黄永生就倒在了上行的电梯间里。
电梯在黄永生住的13楼停下,打开又合上,最后上了14楼,等电梯的邻居在电梯门打开时,看见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黄永生,立即打了120,并叫来了黄永生的家人。
黄永生很快被送到了离家不远的纺一医院,包括薛国惠等所有得知情况的人立刻赶来,而已经到家的李九松也又一次从三林塘赶到市区。一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把黄永生从鬼门关抢救回来。
“我们一直让他不要再唱不要再唱,这么热的天不要出去,但他一直说不唱我要死额,唱一唱倒不会死了。”黄永生的去世猝不及防,他的家人情绪有些激动,在这半年里,他们反复劝了黄永生无数次,但从来没有办法阻止他去“曲艺大家唱”。到最后,往往是以黄永生的“翻脸”结束。
早在2005年,黄永生就因为心脏病搭了三根桥。今年春节,又搭了一个支架。过年的时候,黄永生说要请所有参与“曲艺大家唱”的工作人员吃饭,大家都劝他身体不好不要折腾,但他很坚持,“你们都是自己贴钱帮我做这个事情,请一顿年夜饭一定要的。”没想到,走到饭店门口,黄永生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去医院缝了5针,在仁济医院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医生诊断说,黄永生的心血管病非常严重,血管已经没有弹性,随时都可能倒下,不能多动,更不能再去“曲艺大家唱”唱曲。但黄永生在住院的两个月里,从来没有消停,出院活动需要家属签字,家里人自然不肯,于是黄永生每个星期日都从医院溜出去参加活动。
“曲艺大家唱”是黄永生退休后做的事情。至今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周一次,把观众聚集在一起的公益曲艺沙龙,已有547期。除了黄永生每周为大家做义务表演,他的很多老朋友都会来捧场。曹可凡、叶惠贤、王汝刚、李九松、顾竹君、赵志刚等曲艺界名家都曾经参与过。几块钱的茶费,大家既能一起唱唱曲子,还能听到很多明星演员唱戏,因此一直办得颇为红火。
而黄永生也把这件事情视作每周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特殊原因从来不缺席。甚至为了这个活动,他几乎不再接商演的邀约。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来捧场的明星们也都和他一样,都是自己贴车费参加。
“我们黄先生就是视说唱为生命,对观众也特别好。他一直说,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如果我们沙龙的观众有人病了,他会让我带点东西去看望人家,还会自己打电话问候。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感激他。”薛国惠说。
今年7月,连续二十几个高温天,黄永生还是雷打不动地去参加“曲艺大家唱”。而前天,在高温和暴雨之后,经历了天气冷热变化的黄永生,如同医生说的那样,毫无征兆地倒下了。
黄永生,1934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自小家贫,但读书成绩很好,少年时就酷爱说唱,课余和假日常从华山路步行至徐家汇听草根艺人说唱,也常去邻居家听无线电里的说唱节目。10岁那年,黄永生的父亲为了给饥一顿饱一顿的家人多买点新大米,被日本兵残杀,母亲勉强供他读完小学后再无余力。
心系说唱的黄永生,从邻居处听闻合作滑稽剧团团长程笑飞要招收学员,天赋极高的他被录取了,“跟班”数月却因交不起拜师礼而黯然离开。
1951年,黄永生考入工厂当焊工,很快,他成为兵工厂文体活动积极分子,他自编自演的说唱段子也渐渐传了开来。之后,他考入了市工人文化宫艺术团,成为业余曲艺演员中的佼佼者,并有了“来自工厂的说唱家”的称号。
1956年全国职工曲艺会演,担任评委的侯宝林先生问黄永生所演节目是何名称,黄永生当时答“说唱”,侯宝林当时说:“说唱的含义很广,曲艺都可叫说唱,既然你是上海来的,你的节目就取名‘上海说唱’吧。”
师承滑稽名家袁一灵的黄永生,最早的说唱其实是滑稽戏“说学逗唱”的一门功夫。但自此之后,“上海说唱”作为曲艺的一个品种,有了自己的名称。而这个名称,也和黄永生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黄永生调入上海警备区文工团担任曲艺队长,并灌录了不少说唱唱片。1977年底,调入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担任曲艺队长。之后,又担任了上海曲协上海说唱专业委员会主任。再之后,他创办了黄永生上海说唱艺校和上海黄永生演出团,分别担任校长和团长。
黄永生有很多代表作,包括《热心人》、《买药》、《香烟头》、《做人要做十三点》等等。而真正让黄永生的说唱艺术蜚声全国的,是他在“文革”后的创作。《身浪毯子盖一盖》,这个讽刺四人帮的作品,脱胎于传统的《古彩戏法》,在戏曲人乐秀琴的创作和袁一灵的指导下,这部作品几乎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很多听不懂上海话的观众都能记得其中脍炙人口的句子:“毯子身上盖一盖,变出黄金万两……”
在黄永生的那个时代,上海从事说唱的艺人很多,但黄永生却能独树一帜,很大程度因为他的曲调与众不同,调门很高却口齿清晰。他的《金陵塔》在袁一灵的版本之上,加快了速度,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口齿,让观众听得酣畅淋漓,也从此成为“一绝”。
在王汝刚看来,黄永生最大的艺术成就就是对传统滑稽说唱进行了改良。在体裁上,他把原来表现市井小民喜怒哀乐的说唱艺术进行了拓展,解放后的很多作品都开始关注工农兵;他的说唱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性和可听性很强,因此吸引观众;而在表演手段上,也加入了讴歌和讽刺各种方式。
他丰富了滑稽说唱艺术的曲调,大胆尝试融入各种“南腔北调”,而且向每个剧种最有艺术成就的演员学习。沪剧艺术家王盘声、锡剧名家王彬彬、沪剧名旦石筱英等都是他的老师,王彬彬甚至感慨,黄永生唱得比儿子小王彬彬还要好。除此之外,黄永生还多次向姚慕双、周柏春两位滑稽大师请教。
此外,黄永生还发明了上海说唱的重要道具之一“三巧板”。这个最早用于“小热昏”演出的击拍伴奏乐器,由黄永生改良成红木材质,并将其中两块以插销相连便于手持,最后还为之栓上红色穗子。就这样,“三巧板”变身“上海说唱”的重要道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永生红极一时。他在说唱中又一次推陈出新,融入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元素,成为朗朗上口的“沪语歌”,也因此为上海说唱吸引了一批新观众。
然而,上海说唱诞生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曲艺形式也许就此逝去。
跟随黄永生十几年的薛国惠十分感慨,黄永生晚年一直致力于曲艺人才的培养,也收了二三十个学生,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只有8岁,但坚持下来的很少。“大部分学生只会两三首曲子,达到他艺术成就的基本没有。”对于上海说唱只此一人,在薛国惠看来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听说唱,都去听歌听Rap,而且能听懂上海话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
学生里不少都不是专注于上海说唱,因为毕竟说唱脱胎于滑稽,是其中的一个表演形式。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陈靓13岁的时候报名参加了黄永生说唱艺校的培训班,黄永生也因此成为他从事曲艺艺术的启蒙老师。“那时候老师一直帮我开小灶,培养起我对这门艺术的兴趣。
后来人民滑稽剧团对外招生,又是他鼓励我去专业院团。之后我一直跟着王汝刚老师学习,但只要有唱腔方面的问题,都会去请教他,黄老师每次都十分热心地帮我解答。”
黄永生晚年最欣慰的事情是在两年半前收了5岁半的学生连彬尧。连彬尧因为家庭熏陶,小小年纪就把《金陵塔》唱得有模有样,这两年,黄永生每周除了周日的“曲艺大家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周六早上给连彬尧上课,课时为两个小时,前半节课学习新的上海说唱内容,后半节课则逐段地帮连彬尧纠正字眼。
连彬尧的外公回忆,黄先生是个非常耐心、热情且友好的人,在教授连彬尧上海说唱的时候非常严谨。黄老师平时常叮嘱连彬尧“学习要好,以后要多多创作段子,不要让上海说唱这面旗帜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