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著最后的回忆 周恩来贴身卫士深情回忆总理的最后岁月
周总理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心,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有助于他对形势的分析。邓大姐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在“国统区”,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和她就靠看国民党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从国民党报上登出的内容,可分析出我军如何生存和发展。
邓大姐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经历:1928年,周恩来和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乘轮船出发,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买的是头等舱席位。上船前,从上海买了一大堆报纸。
这一举动引起了船上的特务怀疑,对他们二人盯梢。所以他们到大连下船时,就被扣留,后经一番周折,才幸免于难。建国后,总理仍然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翻阅一遍。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大部分是利用起床后在卫生间方便时看。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改变。
1975年底,也就是在他1976年1月8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
大家认为:总理已昏迷了几天,所以没有要报。这几天又提出要报,一是说明他较为清醒,二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较为激烈,总理是出于对小平的担心。再一个原因是巧合,康生已经去世。分析了这些原因,最后还是邓大姐作出决定,为了不增加总理的思想负担,不给他看当时的报纸,而把过期的报纸修改为当天的日期,由邓大姐带到医院给总理看。
我们虽然这样做,但很不忍心。张树迎和我还有乔金旺私下也议论过,在总理身边几十年,没对总理说过假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做,这不是骗总理吗?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但为不让总理在病中更多担忧,就只能这样办了。这也是善意的作假吧。我们确实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总理清醒过来,看出破绽,我们怎么交代?
总理坚持要看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弥留之际
进入1975年底,总理经常陷入昏迷状态。
1976年1月5日凌晨2时30分,总理突然休克,医生们在病房内就地进行抢救治疗。
张树迎和我按照预定的方案实施——总理情况危急时,由他电话报告中央办公厅,我负责向邓大姐报告。中央领导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先后到了医院。李先念到后就去看了对总理的抢救,其他领导为不干扰抢救都在休息室,已在医院守护多日的邓大姐知道后,到病房观看抢救。凌晨4时总理醒过来后,她到休息室与看望的领导交谈。
1976年1月5日下午,看总理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张树迎、我、乔金旺三人共同商量:人民大会堂的同志早就想来看望总理,我们原来想等总理病好些再请他们来,现在看来,不能再等了,通知他们派代表来吧。于是我们派总理的司机杨金明去人民大会堂把王颖、金耀玲、刘桂兰和崔守才四位同志作为大会堂工作人员的代表接来。
在进入病房前,向他们交代:“你们看总理时,站在床头屏风的一侧,只可以你们看到总理,千万不要让总理看到你们。”他们理解是什么意思,四个人站在病床一侧看着总理,忍不住内心的痛苦,几乎哭出声来,我们赶紧把他们请出去。走出病房,他们号啕大哭,诉说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叫他们来,连声哭喊着总理,离开了医院。
今天,他们回忆起当年看见总理的难过心情,也感谢我们给他们见总理最后一面的机会。
1月7日,张树迎对我们说,赵炜每天陪邓大姐来医院,多次看到过总理,坚守在西花厅的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已有几个月没来医院了,叫他们也来看看总理吧,怕是以后的机会不多了。我电话通知了他们三位,他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们同样交代只能在屏风一侧看看总理,而不要让总理发现。
三人走进病房,此时总理已睡着,三人并排地站在床前,看着总理面容清癯,他们强忍着悲痛,泪流满面,迟迟不愿离去。这是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第一次同来医院看总理,也是最后一次看总理。
我们也通知了在总理住院后一年多来陪伴总理、默默无闻地担负着警卫安全和服务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张宝昌等同志,他们为周总理住院的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昼夜值班,不辞辛苦。自总理病重不能在走廊散步后,他们就很少有机会看到总理了,他们严守纪律,很少到病房来。
今天也想让他们到病房见一见总理。我们也是考虑不要让总理看到来探视他的人,等总理睡着了,再请他们过来。不巧得很,总理从晚上8点后一直没睡,睁着眼睛,看来看去。11点左右,总理声音微弱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12点,总理还是没睡,只好通知这些同志明天再来看总理,没想到第二天总理便去世了。这些同志没能在总理活着的时候再见总理一面,成为终生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