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华书局 二十四史的点校、修订和等待
“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够了。”
孟彦弘校《隋书》十年,头发花白。他头一次坐京沪高铁的一等座,就是参加《隋书》修订本的出版座谈会。有朋友开玩笑,讲他《隋书》看多了,大约变得和隋炀帝一样奢靡了。
《隋书》修订启动于2009年。依例,修订主持人要选择相应的断代史学者和文献整理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就此接下委托。吴玉贵长期从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献整理,这次与同研究室的孟彦弘一起修订。2019年2月《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时,吴玉贵已经退休,被复旦大学特聘。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隋书》修订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书。
“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华书局开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他全程参与。2007年5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二十四史修订本(下称修订本)先后出版《史记》《辽史》《宋书》和《隋书》在内的八部。徐俊有些遗憾,他退休前应该看不到修订本出齐,“现在只能抱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慢慢磨了”。
《隋书》修订主持人吴玉贵(右)和孟彦弘(左)相识近25年,曾同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书》修订启动;2019年2月,《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 (中华书局供图/图)
中国古代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万字,修撰从汉武帝时代到清乾隆年间,长达1800多年,涵盖中国历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开始全面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聚集了顾颉刚、陈乃乾等著名学者,为推动工作进度,唐长孺、郑天挺和王仲荦等学者陆续进京,住进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断,1971年重启,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下称点校本)出齐。近20年,“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终于完成。
点校本自此成为权威与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她读书开始,这套书就是史学专业所有同学的必备,王仲荦等参与点校的学者都是代表性学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工作。
但集全国之力完成点校本仍然存在较多缺憾。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无法利用,且当时要求“反对繁琐考证”,学术工作无可奈何地受到局势影响。二十四史因此部分采用“无底本校勘”,选择几种善本校勘,具体异文“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极易造成混乱。
往昔的遗憾令徐俊殊为看重这轮修订,困难很多,版本、校勘、标点和前人经验都需顾及。不过,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获取了,史学研究也有长足进步。他乐观地设想,十年就够了。现在看来这真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顾颉刚《整理史记计划》手稿(1954年10月5日)。 (中华书局供图/图)
“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
座谈会上,一位学者略带商榷地询问,为什么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来校订《隋书》。“我们是校书,不是改书!”孟彦弘回应得略显激动。
“校书不改书”是孟彦弘和吴玉贵一起确立的原则。对于点校修订者,校书工作就是“为古人做嫁衣、为后人做嫁衣”。吴玉贵在座谈会上强调,那“不是显示学术个性的舞台”。“点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彦弘说。这种描述适用于任何史书。
版本调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里?哪个版本适合做底本?确定底本之后,哪些可以拿来做通校本、做参校本。”景蜀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项工作完成后,学者们需要做出样稿交给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审定,确定修订工作的基本规范。
2013年,《史记》修订率先完成。1959年为了赶国庆十周年,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点校本没有留下一条校勘记。“校勘工作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订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
《史记》修订用了十个版本,几乎每个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两年修订小组只做这一项工作。八年里《史记》修订本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改动重要标点6000多处,大量讹误、脱落、衍生和颠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等诸多标点方面的错误也得到纠正。
为确保标准统一和修订质量,校勘记和标点长编都由赵生群负责,从每个标点的定夺到每条校勘记的初稿撰写,几乎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仅清代学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这个版本,牵涉到校勘问题一万条以上,赵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条审核。
上课之外,赵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记》修订。他基本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下课立即打车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释:尽早赶回家睡午觉,下午才有精神继续工作。为争取时间,他八年没承担课题,“连申报都没有申报,时间非常紧张,不可能心有旁骛”。
“如果想要做好的话,真的必须要这样。”自《南齐书》修订启动,景蜀慧除了教学就是修订,“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以为中间用几年把这个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轻十岁,她想继续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个修订组至少配有一位责任编辑,《明史》这类大部头甚至配有三位。编辑组的工作量与修订组几乎一样大,任何一条校勘,以及标点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个复核。修订本定稿前,修订组通常被请到中华书局附近的招待所,两组一起在会议室连日讨论,用一周左右当场解决所有问题。接着,专家还要对修订稿加以二审、三审。
修订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回溯。学者们领到中华书局统一印装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点校本,所有校勘记录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处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格式固定,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与修订者的电子邮件也要打印存档。
校勘的真正难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间文字异同,而在于“找到各种材料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隋唐墓志数量巨大,对纠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错讹都有一定价值,但尺度如何,怎样判定是原书错误还是后人错误,全都是问题。“我们的工作比较倾向于保守。”吴玉贵说。
“看起来很平淡,但它背后确实许多难度。这个难度并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从盆地到高原,可能开始很缓,但是它最后会上到一个相当高的海拔。”景蜀慧体会到一种“慢慢往上爬”的感觉。
修订点校本《旧五代史》使用的中华书局定制大字工作本。 (中华书局供图/图)
《隋书》修订主持人孟彦弘所藏《隋书》各种版本。 (中华书局供图/图)
“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
“这里有好多人的心血。”孟彦弘感叹。他说话语气急促,常伴有大幅肢体动作,不时爽朗大笑;搭档吴玉贵声音洪亮,但讲话不急不缓,条理清晰。他们相识近25年了。
1994年,孟彦弘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恰与吴玉贵在同一间研究室,那时起就一直共事。吴玉贵长孟彦弘十岁,俩人成了忘年交。“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样,味对,才行。”孟彦弘回忆,“他开始挺烦我,后来就很包容我了。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叫‘大盆扣小盆’,长者会容忍后生。”
相处多年令他们工作得颇为默契,遇到不同见解就反复讨论,没为此红过脸。“说得多了,相互影响,就自然往一起凑,意见就渐趋一致了。”除了他们这种学者搭档,修订组中还有老师带学生的组合。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五至七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苗润博一字一句地把邮件念给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雅博士后,发件的刘浦江教授已经因病去世四年。刘浦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4月30日给参与《辽史》修订工作的学生群发这封邮件;2013年6月14日,修订初稿完成前一晚,他兴奋地再次与学生分享。
刘浦江主持的《辽史》修订组由学生构成。2007年5月19日,他与六个学生开始第一次读书课。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两周一次,后来改为每周一次,六年周周如此。读书课前,学生们分头点校各卷,完成修订稿,上课前准备好“点校初稿”和“点校后台”。
上课时,主讲人逐字逐句大声朗读初稿内容,标点也不能漏下。一段内容完毕,刘浦江常“责难”主讲人字有没有错,读的有没有错,史料有没有遗漏,理解是否正确……对于观点,他关心“你的后台硬不硬”,即支撑观点的那一摞史料。学生们期待读书课,又倍感紧张。
刘浦江每天打电话询问进展,读书课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学生的错误。一卷《辽史》几次课才能读完,一条校勘记往往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逼迫’带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压抑与苦闷,而是一种时时能进步、天天有奔头的学术氛围,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苗润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分卷点校完成时,修订组的学生发表了二十多篇与《辽史》辨正相关的札记、专题论文,林鹄还出版专著《〈辽史·百官志〉考订》。陈晓伟、邱靖嘉、曹流和康鹏等参与者已经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追忆刘浦江时,认为他“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辽史》修订完成前,刘浦江时而感到孤寂。他曾在20年前出版的《辽金史论》一书自序自陈:“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话说回来,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够了。”
2013年6月,116卷《辽史》修订初稿完成,繁重的统稿工作由刘浦江独自承担。他的身体那时出现问题,后被确诊为淋巴瘤晚期。他在病床上为修订收尾,2015年1月6日去世,享年54岁。
修订过程中有数位学者离开。2013年,《宋史》修订组主持人裴汝诚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与修订的学者。同年,《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吴金华教授心脏病突发离世。
启功题“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部分参与者合影(1973 年春)。 (中华书局供图/图)
“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
“看中能力之外,我是个‘闲人’,没有其它事务缠身。”对于受邀参与《隋书》修订,孟彦弘的解释如玩笑一般。这个称号来自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他大大方方地接受。孟彦弘多年没有申报国家项目,没有社会活动,一年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也勉强“应付”。“事情少,就闲嘛,就有时间做这种熬时间的工作。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孟彦弘些微自嘲地说道,“闲人最适合做这种事!”
《史记》《隋书》《辽史》等史书修订都熬了八九年,却无法计入学者的“考核绩效”。“我们做了近十年,但不抵本院规定的核心期刊中发表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孟彦弘说,“除了发议论、骂人,就一无所长了。退休了大概也只能看看书、发发微博。别的不会干,百无一用,给家庭贡献约为零,给社会贡献也约为零,就是自己乐了。”
“入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行当,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高兴。”孟彦弘补充道。赵生群也提到,古籍整理研究很难申报项目和奖项,而这两项都是大学考核的重要内容。促使他参与修订的,是《史记》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兴趣。
一位修订主持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平时要完成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量,备课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类似《二十四史》点校修订这样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需要十年磨一剑,需要长期坐冷板凳,但目前大多数单位的考核制度不利于类似项目的开展,大环境如此,个人难以改变。”他在邮件中直言自己非常着急,也很无奈。
1950年代的点校集全国之力,中华书局为此聘请众多学者,唐长孺、郑天挺、王仲荦等学者都暂停教学,从外地调往北京。“现在的学者很忙。”徐俊对修订进度缓慢表示理解。
参与修订的年轻学者们也感到了压力。参与《南齐书》修订时,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周文俊是博士一年级学生。当时他还有学位论文、发表论文和跨校区助教等任务。
周文俊延迟博士毕业两年,相同情况发生在所有参与《南齐书》修订的学生身上。中大的“延毕”学生不能获得补助金,基本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这些都是他们为修订工作所做的贡献。”景蜀慧心疼自己的学生。她解释,博士论文一般较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生们还要参加修订,看文献、讨论、写长编和校勘记,“很辛苦,但没有任何人抱怨”。
“不坐几十年冷板凳,是很难见到成效的。”赵生群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古文献研究的常态。从事相关研究,对学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首先要读懂古书,其次要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翻阅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并非易事。而古文献学科几乎没有所谓“权威期刊”,青年学者成长不易。
“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
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合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前排坐着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杨伯峻……后排站着张政烺、启功、王钟翰、赵守俨等学者。这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的老先生们,多数已经故去。
王仲荦教授点校《南齐书》时没有技术帮助,全靠从小读古文的“童子功”。如今,修订二十四史有人名和地名的索引,各种工具书,每个字都可以在数据库里迅速检索。“当年‘点’的时候,他全部靠自己,靠记忆、靠印象,印象中这个人在哪部书里,就去查。”徐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徐俊记得,很多修订主持人说过,要让他们白手起家,点标点,十几年也做不出来。“点校本当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而修订工作是对点校本标点和校勘记错误的纠正与补充,发现了标点有错误的很少。“1950年代还没有标点符号用法,它是标点使用不规范,有些史改得比较多,真正把句子读破的很少。”
“我们是望尘莫及的。”至今想来,景蜀慧都佩服老先生们,他们为现今的修订打下了基础,“这份宝贵也是继承他们的传统”。
古籍整理修订发展迅速,也越发规范,但仍有可议之处。学者唐圭璋1930年代开始编著《全宋词》,19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耗费30年心血,如果现在有人以“重编”名义出版,署名为自己,“事实上90%的功劳都是唐先生的”。徐俊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先辈的不尊重。
点校二十四史,老先生们除工资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最开始,“参加点校工作不署点校者姓名”是不成文的规定,“文革”后重印,历次点校人员的姓名才写进了《出版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