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导演的电影全集 十年前对徐峥宁浩的采访 现在看来依然有意义
《我不是药神》开画评分9.0,靠点映就破了亿,不但注定是今年现象级国产片,十年之内都应该算是口碑与票房完美结合的奇迹了。碰上这样势头的电影,同期影片只能认栽,《爵迹2》的逃档是英明的。
每个电影都有它的气运,“药神”的气贯长虹,每个元素都配合得恰到好处,直击社会痛点的题材能过审是先决条件,人民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渴望就像沙漠中看到了泉水,如果因为药神的成功,可以激励更多的投资方和主创敢于触碰现实题材,这是一个良性的愿景。
另一个良性趋势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是完完全全的新人,由宁浩主导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扶持导演中的一个,之前他们已经推出过路阳的《绣春刀修罗战场》。《我不是药神》署名的监制是宁浩和徐峥。
当年宁浩自己就是因为拍了一个儿童片《绿草地》,虽然没能上映,却在电影节上被刘德华看到,华仔把他送进了自己的“亚洲新导演计划”,有了《疯狂的石头》。刘德华成就了宁浩,宁浩成就了文牧野,只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出现,华语电影才有新血液新气象。
我们已经太久停滞在一两代导演了,人是有局限的,再聪明的人也无法避免重复自己,即便是宁浩,徐峥。他们自己执导的电影近年已呈疲态,比如《黄金大劫案》,《心花路放》和《港囧》,落入了创作狭隘区,但他们的经验和判断力改作监制和主演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不是药神》不是某个新导演的成功,而是新老导演传帮带的成功,是国产片向着光明奔跑的成功。
大概十年前,我分别采访过宁浩和徐峥。那时宁浩正在筹备《疯狂的赛车》,他还没被“石头”冲昏,更多地在讲述处女作《绿草地》对他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机遇、市场、找投资的反思。
他有好多清醒的金句,例如: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混在三里屯,那里有三种人:妓女、嫖客、制片人。我说还是算了吧,会让人误认为嫖客的。
人无实才而享有盛名者,必有奇祸,才华远比机遇重要。
君子不患无位,患无所立。我需要关心的是我有多大能耐,而不是我怎么还没当上导演。
——宁浩
《绿草地》在沙漠拍的,非常苦,还牺牲了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拍电影前宁浩要先拍一堆MV,把车贷房贷挣出来再去拍片,他曾经一次性拍过100多条MV,每条两万报酬,还包括李宇春的MV。
宁浩觉得“石头”时期的自己一点也没比“绿草地”时的他进步(这点蛮可贵的,很多导演意识不到处女作即是自己的高峰),只是后来的他更市场化,更有意识服务于观众,他认为“石头”的意义在于用中等成本也可以赚到钱,以前只有超大成本和低成本才有利可图。
徐峥则是刚监制了一部小成本电影《夜店》,虽然这个电影没有水花,但对他非常重要,这是他尝试制作的第一步,有了《夜店》,才有了他后来的系列。我还记得当时他很重视这个采访,穿着挺括的白衬衫西裤,也没有现在这么胖,一直表情严肃地讨论喜剧片的未来,本人倒是没有丝毫喜感,不像宁浩那么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描摹每个细节。
宁浩和徐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会对电影进行精心计算和受众分析,山西人和上海人的长处被他俩用在电影上了。他俩虽然是搞文艺的,但思维方式并不感性,拍片前后要进行推演、复盘,你会发现他们讨论的是局势,而不是碎片式的自己,这点和陈可辛很像,所以他们都能成为导演中的好监制。
宁浩那篇文章太长,我只摘选了徐峥这篇,原文标题叫《徐峥的喜剧思考》,采访于2009年。
陶虹这么评价她的丈夫徐峥:“他让我感到骄傲!尽管他有年龄和外形等局限性,但是他的演技让我很佩服,在中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男演员。”这个评语当然掺杂有感情因素,但被人们固执地划归为喜剧演员的徐峥的确有被低估的一面,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在上海人艺的本职工作——话剧表演。
而我,见到过这一幕。几年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北京演出,徐铮和另外两个男演员献上了一台法国剧作家的《艺术》。北京跑文艺口的记者和北京文化人一样眼界很高,但那次一个话剧记者对我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看到的最好的话剧。”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舞台表演的魅力。
台上统共3个人,不但撑满了整个剧场,也撑满了所有观众的情绪。回忆起那一刻,徐峥的反应是:“那个戏是因为剧本太好了。到剧本真正好了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表演上还差得很远,真的。演那种戏就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演得还很不够。”可同一时间同样的剧本,另一批演员也在北京演出,效果却完全不同。
有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徐峥也是属于自视比较高的演员,当然他也有这种资本。他心里还是在用艺术标准衡量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在影视剧里的那些表现。为人呢,有一点小小的狡黠,倒是和他演的角色特别像。”
和徐峥谈话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很少把话题停留在个人经历上,而是很快跳跃到业务讨论和他对某些话题的思考,包括和他谈论他主演和监制的新作《夜店》,让他想起的也是喜剧电影创作的现状。
《夜店》是一位从没拍过电影的“80后”导演的作品,徐峥帮助他找到了300万元的投资,这个资金比《疯狂的石头》还低,用徐峥的话就是“不能再低了”。“一个新导演他想自己拍电影,应该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是可以在较低的成本下自己可操作的,有一定的目标观众群,同时还是可以上映的商业片。
这是一个把这几个因素放到一起想后写出来的剧本。”《夜店》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超市,完全没有外景,没有大牌演员,机器用比胶片便宜许多的高清,类似韩国的《加油站袭击事件》的爆笑类型片,直奔年轻观众而去。
这个小成本电影里有很多熟脸:张嘉译、李小璐、乔任梁。。。
某个夜晚,彩民何三水带着表弟来到汪汪超市砸场子,因为黑心的老板娘把他的彩票号码填错却不肯认账,导致他的9500元奖金泡汤。但何三水是个是非分明的男人,他决定,他要光明正大地留在超市里,把货物卖出去凑够属于自己的钱。他把两个营业员绑架关在厕所里,自己当起了收银员。表弟贪吃的食品他都记上账,从自己那份里扣除。而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大盗,他曾把抢来的巨钻藏在了超市,双方于是混战起来……
这部在去年春节用20天拍完的电影没有深刻的母题,如果非说有,那就是人人实现了梦想。中影公司预计它能有10倍于投资的票房,但作为监制的徐峥参加完上海电影节后,却有了心事:“上海电影节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是,国产电影一下子变得那么多,我感觉所有人都开始拍电影了。
因为大家看到有这个市场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整体面貌上都不一样了。中国电影想往市场化方向走,需要出现很多不同的类型片,在这些类型片中,喜剧可能从目前看有它走捷径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一是成本可以比较低一点,另一个它可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所以你看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有了大量的喜剧片。但我觉得,随着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光有喜剧片这个类型应该是不够的,观众需要看各种各样的电影。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这次上海电影节之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做了。在以前,我觉得可能就是从《英雄》、《无极》,到《夜宴》,这一系列大片把整个市场带动起来了,但是从电影的素质本身来讲,还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
但是,《疯狂的石头》这样的电影出来后,大家趋之若鹜,因为大家好久没有看到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了,我觉得这是宁浩一个特别大的贡献。现在整个市场被带动起来后,大片的故事也开始好起来了,不再那么空架子了。
大片故事好看起来后,大片拥有更多的优势,大明星啊大制作啊,好的摄影、视觉效果啊,大幅度的宣传,这时候,低成本的电影怎么办?你在这方面没有优势,那么也许对剧本要求更高,对创意要求也更高了。”
参演过《疯狂的石头》后,徐峥接到过不少类似剧本,都是新人新作,基本上都是力图复制《疯狂的石头》的模式。“所以在这时候,对年轻的电影人有更高要求,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你给观众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去做什么样的类型,你怎样去突破那种类型,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难。”
徐峥的人生转折点是一个让他有点尴尬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他必须涂上红脸蛋,扎着两根小辫子,很无辜地忽闪着眼睛扮成一只天真可爱的小猪。“如果是现在,我会抗拒。但那时候演,我不会抗拒。”因为在那之前,他几乎没演过什么影视剧。
这部很低龄的戏带给徐峥太多东西:知名度、妻子陶虹和不得不被定位成一个喜剧演员。“电视剧的辐射面很广,你拍了一个猪八戒,哎呀,就好几年都是猪八戒。但是这种定位,也挺喜忧参半的。好的是,你演了一个角色然后被大家接受了,不好的是,你好像老是停留在那个角色。”
那之后,他被人记住的基本都是喜剧角色,《李卫当官》、《爱情呼叫转移》、“疯狂”系列,还有一大堆所谓的古装轻喜剧。生活中的烦恼是别人认识他之后就会叹气:“哎,你在生活中怎么不是很逗啊,怎么不那么好玩啊?”他略带烦恼地说:“我只能说我在生活中还比较正常,而我演的那些角色好像都不是很正常”。更烦恼的是,古灵精怪的小可爱角色没有办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
另一方面,光头造型也让人把他往喜剧上联想。“因为我有一点秃顶,在学校就留光头,但我又长了一张娃娃脸,这其实就是一种局限。这个局限凑在一起,就是为什么后来开始演喜剧演得比较多了。我看到某些演员,如韩国的宋康昊、日本的役所广司,包括梁朝伟,演什么都行。本身的外形条件,可塑性很强,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气质,他的角色范围就会很大。”而徐峥的遗憾就是他那张有喜感的脸。
他的喜剧之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因为幼年时就长相卡通,他被少年宫选中扮演一个小地主,剧情是和小长工一起参加智力测验。演到六年级,他长大了,也升格成为小地主的爸爸老地主。“把上海所有的少年宫剧场里都给演遍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自豪,我说我知道上海每个区的少年宫后台长什么样子。”
初中在少年宫,高中在青年宫,生活除了上学就是演戏,“高二”时他就到上海人艺演话剧了。“那时候在兰心剧场,每天下了课就跑到后台做作业,做完作业晚上就有一场演出。那时候正是上海话剧最火热的时候,8块钱一张话剧票,每场都爆满,都是谈恋爱的人来看话剧。”
他们家住在上海人艺的老宿舍,上学在“人艺”对面,几十年来,他生活的区域都在一个邮政编码里,这种惯性让他即使和妻子经常两地分居,也舍不得离开上海。“我生活局限在小环境里,所以我看到其他演员出来后说以前干过很多事,当工人啊,做生意啊,可我却没有过那种生活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北京,比如吃饭,在上海基本上一桌人一问全是上海人,但在北京很难有一桌全是北京人。但待在北京又总有一点浮躁心,像个名利场,你总在约别人吃饭,似乎很忙碌。”
他总觉得自己对于生活的经验太少:“罗伯特·德尼罗演一个拳击手,他就和那个拳击手住了一年,然后用8个月训练自己打拳击,到最后,他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拳击手了。然后拳击的经纪人说,要不你跟我去打两场比赛吧。然后他真去了,打了7场比赛,4场都是赢的。
他们的体验生活不是说演一个角色,就只和你坐在一起聊聊,他们是真的就那么干的。你想他们写剧本的人也是,写一个毒贩子,就跟毒贩子待在一起8个月,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体系支撑,他可以说我一年就只拍一部电影,或者两部电影,但是我拍这一部电影,不是奥斯卡就是什么的。
因为有这个体系支撑,所以他们演得就比我们专业,我们不可能演到那么好,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做不到这一点。”
喜剧对他来说是糖衣药片,有苦有甜且管用,他也接受了这个安排。“观众接受每个演员都需要一个点,他们觉得你搁这儿挺合适的,我尽量争取到一些不是喜剧的角色,但我并不排斥喜剧。从我本身性格的角度,我也挺喜欢演喜剧的。”《疯狂的赛车》中,他扮演一个墓地推销经理,口头禅是上海味与港台腔共飞的“有没有?有没有?”
徐峥的心愿就是可以用真正的上海话演一出喜剧,而不是被影视剧歪曲了的那种塑料上海普通话。“那是演得不好的北方人去演南方人,寻找到了一种语言感觉,觉得好像是那么演,那是错的,是误导。如果我们拍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种黑帮片,就应该讲那个时候的上海话,他们讲上海话很酷的。
包括滑稽戏,绿杨、杨华生,就他们那些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松弛,他们是有一定境界的。周立波为什么火?因为他贴近生活,从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共同集体记忆,他把这个部分挖掘出来了,他不是停留在从没有来源的东西里去寻找笑料,笑料是要寻找到来源的。”
“那种上海普通话的流行和滑稽戏的沦落是因为内部文化的丢失。原先的滑稽戏为什么好看?它有坏人、有黑社会、有地痞、有流氓、有叫花子、有妓女,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它可以去讲各种各样南方的方言,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疯狂的石头》一样,有落地的质感。
结果‘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戏都开始为一个什么去服务,就只能说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好不好,就变成了一个主题先行了,变成宣传了,就变成滑稽戏里没坏人了,没坏人就丢掉很多本身应有的元素,就觉得不滑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