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会靠什么赚钱 谢东祥:我为什么组织狮子会
回到广东以后,他约了16位朋友,和他们探讨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对他们说,我请客,但这顿饭是AA制的,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慈善的话题。”短短17天时间,他们闪电式地创建了珠江狮子会。一个月后,成员增加到40多个。到今年年初,又有10多名新加入成员。这些成员,大多数是和谢东祥身份相若的中小企业主或职业经理人。
“助人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狮子会的‘狮兄’、‘狮姐’都要做最快乐的人。”
这个组织创建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云南寻甸给贫困山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之后,又以同样的目的去了井冈山。在那些落后地区亲历亲为的劳累给了这些企业家在办公室里永远不会有的体验。有一次,他们治好了一个失明了十几年的白内障患者。当蒙着眼睛的纱布旋开以后,谢东祥指着站在面前的一个女孩问:“你知道她是谁吗?”这个刚刚重见天日的老妇人茫然摇头,但马上就听见女孩子扑上来叫唤:“妈!”
“她失明了这么多年,连亲生儿女都不认得了。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白内障患者,就至少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她的起居,年轻人没法放心父母,就没办法到外面打工闯天下,只能困死在家里挨穷。”珠江狮子会成员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很有自豪感:“只要治好一个患者,我们就解放了一个家庭!”
谢东祥在和记者的交流中三番四次地希望媒体能够多宣传慈善和爱心。“珠江狮子会的力量和白内障患者的现实情况相比其实是很薄弱的。我们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他很激动地说:“以前很多人说,我要慈善,但没有人牵头。现在我来牵头,你们在背后给我支持,我去干。”
陈沛文:做善事比赚钱快乐
陈沛文是广东中环真空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4年在珠江狮子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这个慈善组织。随后便活跃在狮子会慈善行动的前线和后方。2004年11月参加了井冈山之行。
他的年纪已经不小,财富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某些观念中,以他这样的年龄和地位做善事捐捐钱也就是了,但他却随着大队跑到边远山区。“来去都坐火车,去的时候坐了15个钟头,回来的时候坐了18个钟头。”
时近年底,事业繁忙,但他仍然为这次井冈山之行留足了时间。“生意上的事情,一辈子也有得做,永远都有得做,但像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要各方面都联系好才能去做,那才是真正的难得。因此我们这些人遇见这些活动都不惜放下自己的事业,拿出我们的时间来。”
去井冈山的那次刚好遇上第一波寒潮,又地处山区,天气极冷,他们这次活动期间气温最低时达2摄氏度,这对一批长年生活在珠三角城市的企业家来说是很辛苦的。陈沛文一行到达井冈山的时候已经8时多,这批企业家在那里一个个变成了“民工”,手把手搬运医疗仪器和相关器材,一直搬到晚上11时多。一直到凌晨1时多,他们才有空躺下休息。第二天早上7时又爬了起来开始忙活,服侍患白内障的老人,安排患者家人的秩序。
“做慈善会让自己感到很高兴,很心安。亲历亲为地去做一些事情远比捐钱更加安乐。以前就是做生意的时候赚了很多钱也没有这么快乐过。”
中外富人的慈善差异
观点:社会学家卢汉龙
差异一:
中国富人捐赠的随机性很强,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济贫上。而外国慈善家的捐赠更有计划性。
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把绝大部分捐赠用于建立希望小学,至今他们已捐赠了20多所希望小学。诺华制药中国公司捐赠900万元帮助中国卫生部制定脑死亡的新标准。
美国棕榈滩公司老板皮卡沃只捐助医学。他的母亲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仅53岁就去世了。他成立的基金会专门关注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有相同爱好的还有比尔·盖茨,他几乎把每一笔捐赠都用于疾病防治的研究上。
最具典型性的是哈根达斯冰激凌的拥有者美国通用磨坊公司的公益事业。
该公司所在的社区,谋杀案件已经下降了32%,抢劫案也减少了56%。破烂的房屋已被铲平,并准备新建一所小学。街区中心年久失修的房屋也获得了重建。境况的突然好转主要归功于通用食品公司。他们在与执法人员、政治家、社区领导以及当地居民一起通力合作的同时,还注入了250万美元现金,捐出了成千上万的工时,并且派遣众多经验丰富的工商管理硕士级的领导来帮助该地区摆脱恶劣环境。
通用食品公司的信条非常明确,那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最终不仅要看盈利多少,而且还要看你对社会的参与程度:“我们把回赠社会当成革新之举,就像我们开展业务一样。”
差异二:
与中国大多数行善者纯粹是为了做好事不一样,西方许多企业家将公益事业视为自身利益范围之内的事。通用磨坊的做法可理解为“要将鱼养好,首先要将水质搞纯净”。教育是各家公司都重视的事情,因为每家公司都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
慈善事业已经融为西方企业自身战略的一部分。在当地进行慈善活动被视为是一种经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和购买企业信誉二者的界线已模糊不清了。美国第二大制药公司利来公司总裁托马斯说得很直截了当:“慈善行为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所以,捐赠大笔的钱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不管怎么说,卢汉龙认为,将公益事业和企业利益相结合的思想无可指责。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西方慈善家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表现出与他们当初在积累财富时相同的智慧。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项目”主席詹姆斯·奥斯丁说:“如果只懂得开支票的话,你实在是在削弱自己能够产生的社会价值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