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华鬼魅 张爱玲与李碧华
张爱玲和李碧华都是才女,都是女性主义作家,都热衷且擅长写爱情故事。
世间最绚丽的爱情,在她们笔下都显得苍白、可悲,甚至变态:要么沦落于各怀鬼胎的心机较量,如《倾城之恋》;要么演绎成互相倾轧利用的交易,如《半生缘》;要么异变为纠缠不清的人鬼之恋,如《胭脂扣》;要么幻化成有缘无份的对面不相逢,如《秦俑》……
在她们作品中也找不到完美的人,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鲜辣干脆、机关算尽的“小女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一纸婚约与范柳原乐不知倦地斗智斗力;《半生缘》中的曼璐为了套住自己的男人,不惜处心积虑地拉上自己的亲妹妹作垫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为了钱财,一生都在与他人勾心斗角,与自己苦苦挣扎;《霸王别姬》中的菊仙,不动声色地将段小楼挽在自己手里,眉目含情中就击败程蝶衣;《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野心勃勃邪媚艳丽,但是几乎欺霸了一世,把男人和时局玩于股掌之间……
上海与香港正是20世纪初期殖民文化渗透下的中国主流文化代表城市,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上海被租界四分五裂,这两座城市都没有根,浮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不同的是,张爱玲用的是一支毛笔,画出的是东方传统爱情轻淡苍凉的水墨;而李碧华用的是一支彩笔,画出了西方现代爱情浓烈离奇的油画。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背景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新旧文明在这里交替迸溅,充满了守旧,激进,迷乱与虚浮。当时还是男权主义的社会,旧中国的弱女子只得无奈地把自己寄托在爱情上,希望在名利场上,以自己的容貌或是交际找到一个好归宿,了此余生。
一方面是自甘堕落不思进取,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压迫,爱情当然无法生存,被碾成粉末。酒吧、舞厅里有她们沉醉、虚舞的身影,她们短暂而凄婉的爱情就象泡泡一样漂浮在城市的上空,游离无所,眨眼炸裂。但张爱玲妙笔生花,把她们的爱情描述的是如此的细腻,唠唠叨叨,峰回笔转,眨眼间便好象看到了一幕幕生动而有趣的电影,黑白凌乱之间,自有一种明晰浮现。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大都选择顺从,她们的一生都在为结婚而活。当然她们结婚是为了那点看得见的幸福——金钱、地位、名利,她们要为自己的后半生着想。在这道心理屏障下,她们经不起脆弱的爱情。
尖酸刻薄的话语向水一般的泼向流苏,她被轻视,就因为她是寡妇。而她只是小声说道:“这屋子可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在巧合中她结识了一个介绍给妹妹的花花公子范柳原。“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本来是一出悲剧,没想到香港的沦陷成就了一出只属于她们俩的喜剧。
曹七巧几乎没有爱情,只有婚姻。几十年前,她的年轻寂寞的心准备献给叔叔,可姜季泽却迫于家庭的压力而拒绝了,当几十年后,姜季泽主动找上门时,她却死守黄金。“然而这究竟还是那人呀!他难道想她的钱——她卖掉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就使她暴怒起来了……”更可悲的是她女儿和儿子的幸福也被她毁掉了。一结婚,她忘掉了自己。
薇龙本是一个清纯的中学生,“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后来,她一步步走进了虚荣的名利圈,爱上了一个沾花惹草的公子爷。
诸多女子便在爱情中消亡了,原本的憧憬早已支离破碎,只剩下一个个躯体。张爱玲的成就在于,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上海租界弄堂女子的新旧交融的思想——她们优柔、素雅,她们冶艳、欧化。可是在骨子里她们还是东方传统的女人,于是便上演一幕幕悲哀的婚姻故事。
李碧华的爱情小说之奇在于她善于把古代女子的故事新编,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诠释女性主义,而且有所突破。在她笔下,一群女性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或对爱情矢志不渝,赴汤蹈火,背上千古骂名;或出身卑微,反叛爱情压迫,垂死挣扎。
在沉寂的历史中许多声音被湮灭了,但是她们需要呐喊,需要斗争,需要解放。于是李碧华的奇思迭出,让这些被历史遗弃的女子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冲破了世俗与偏见,响彻女权的殿堂。李碧华的奇就在于她的奇思妙想上,给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李碧华笔下的女子都在反抗,都在为爱情而活。如青蛇的泼辣,如红萼的执著,如潘金莲的呐喊……这些女子都尽了她们的力气。
青蛇对白蛇说:“你不要,我要。”青蛇也明白:一个女人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法海是一尊金漆神像,许仙是美少年。所以姐姐的许仙她去爱了,可是当她发现许仙是那么的柔弱后,她有爱上了强硬的法海。
潘金莲在轮转台下大叫:“不!我要报仇。”她的转世之身陷入了异常没有满足的爱情,是被命运所迫,但她却斗争过。
尽管这些女子的命运是悲惨的,它们却在爱情中逐渐的觉醒。当几百年后,爱情依然在轮回时,但这次“青蛇决定借了他的伞,一拧身子,袅袅地袅袅地追上去……”她不能再错过了。
李碧华的文学成就在于她给旧派女子赋予了西方现代女子的思想,在冲突中,一个个女子为爱抗争的形象跃然纸上。这大概就是新女性主义的另一注脚吧!
上海成就了张爱玲,香港孕育了李碧华。两人都惯于写两性之间的爱恨纠葛,缠绵悱恻中见刀锋,于繁华中见苍凉,于热闹中倍加凄清。
特别是关于男人对爱情的心理见解,李碧华与张爱玲的笔下竟是不谋而合。
张爱玲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李碧华写道:“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里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见的,点缀他荒芜的生命。”
在男性形象上,由于受到童年成长的影响,张爱玲笔下的父性形象都是有着可憎可鄙一面的:小说《花凋》中的郑先生自私冷酷得很;《金锁记》中长安长白的父亲姜二爷是一个患骨癆的瘫子、终年躺在床上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散文《私语》、《童年无忌》中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只会叫条子、娶姨太太的遗老遗少。
此外,玩世不恭的郎当公子范柳原、游手好闲的绔下子弟姜季泽、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沈世钧等等,这些病态的男性形象都体现了张爱玲对男性的失望,对传统男权的鞭挞。
李碧华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男性形象是正面、健康的,而且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胭脂扣》里的十二少最后沦落成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糟老头;《青蛇》中的许仙贪婪、狡诈、八面玲珑;《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武松一改《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二愣子,最后居然窝囊地给车撞死;《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在戏内戏外迷失了自己,成了有心理障碍的同性恋患者,就连“霸王”段小楼也在“文革”中变得唯唯诺诺,甚至出卖师弟、背叛妻子……
除小说外,李碧华在散文中对男人的讽刺显得更直接、更狠毒:——“家有恶妻,胜于无妻;家有懦夫,不如off”,“男人——负情是你的名字”,“平白点缀了众生,抬举了男人”,“好男人不过是好的驱风油”等等。
这些都构成了李碧华式的刻薄,也只有李碧华,才能把男女之情的关系写得如此冷、狠、绝。如果说,张爱玲描写的只是荒凉“手势”遮掩下的旧上海和香港“倾城”的画面;李碧华就不同,她硬生生地将这些手势和画面揭开给你看,不管里面是锦绣繁华还是破败腐烂,就是要让你直视那些丑陋、残酷但又真实的现实。
所以说,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是东方传统的爱情,虽有怨,心头恨,却抵不过“牵肠挂肚,回心转意,哭哭涕涕,相安无事”。而李碧华笔下的爱情是现代西方的爱情,“除了爱,还要钱;不自由,毋宁死。”爱到斩钉截铁,爱到一拍两散。
在散文上,张爱玲以情调、意趣取胜,因精到的思想而令人惊异,而同时这种惊异是裹藏在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景、语词搭配以及词彩的夸张等技巧上。所以,翻开《流言》,张爱玲笔下是鲜活的汉唐遗风,让人沉迷,觉得满眼都是《花间集》般的色彩和皇气。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完全不露斧痕,有圆浑天成的美感。而李碧华的散文则不借助意境的烘托,以犀利的思维取胜,这种思维使得她的散文显得“狠”“准”,但硬伤明显,太精明强干的脸常令人满怀戒心。
张爱玲的散文更多是以一个小孩的语气,无数次谈起自己的童年、多愁善感的母亲,体弱多病而又天真无邪的弟弟;她以一个孩子旁观的角度去打量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说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平实而深刻的“童言”,在赤裸裸的话语中浸透着无尽的哲理。
张爱玲的散文有着不动声色的幽默和亲切,不象小说那样带着恹恹的倦意。张爱玲的散文有时就像曹雪芹点评金陵十二钗一样,独自沉浸在她的所见所闻的世界里,并断断续续地向你介绍服装、舞蹈、画作的细节;而这种叙述对李碧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句子看了让人忍俊不禁,但同时不得不佩服她独特的见解和观察力。
《公寓生活记趣》中写道:“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在《谈女人》中说:“你向女人猛然提出一个问句,她的第一个回答大约是正史,第二个就是小说了”。
还有她的独特的表达手法,把不相干的两件事很贴切的联系到一起,又让人觉得恰当和完美,如:
“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象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象忘却了的忧愁。”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的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还有那句著名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或从散文的情调上讲,二人也是极迥异的。
张爱玲着的是海派色调,是沪上十里洋场、里弄的风情:典雅,精致,整洁。张爱玲很注意意境的营造,于看似不经意的娓娓而谈中见其结构之谨严、精巧,同时,在语言上也极小心,力求传神,字字求其精彩,甚至不惜渲染,用极华丽的字眼。如“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这样的句子只有张爱玲才想得出来,这样的独异的词语才合她的心境。
工笔细绘和写意式的点染是张爱玲的另一大技巧。如“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雨味。放眼望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有点灯。”对日常的把玩“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
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踏皮烂骨,没有筋道。”这就是上海人才有的耐心和情致,上海人的精致和可爱也全流露在这里。所以,张爱玲的散文格调基本是闲逸的,当然,苍凉依然是其底色,那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但是没有大悲,大喜。
她看透了人生和感情,却并不贬斥它们,她善于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道出人性的虚伪和人生的苍凉,这样的痕迹在她的散文中常常会显露出来。比如“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否则太空虚了”,“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而李碧华的散文里弥散着的是港粤风情,沾染的是岭南文化色彩。又因香港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所以散文中西方文化色彩十足,西餐文化,西片,西方物质文明气息浓郁,有时反倒遮盖了本土气息。
张爱玲散文的联想多是有情感铺垫的,有意境的营造,所以意想之间有很大的黏连,不至于因思想破坏了文章整体的浑成、流畅,联想是层递式的,而李碧华则是脑筋急转弯。大都市的精明练达造就了李碧华说教式的语言,她的文笔是如此犀利,泼辣,仿佛一匙麻辣汤浇下去,辣得人心肺生疼,然而,即使是疼却也让人酣畅淋漓。这种泼辣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世相的洞若观火似的体察,对男女情爱纠葛的剖析鞭辟入理。
论及小说风格,张爱玲自《传奇》以后的“香港传奇”和“上海系列”就为自己的小说打上了一种“传奇”色彩的烙印,轻描淡写在乱世里的传奇故事。李碧华的小说却一改这种公式化的情节路线,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穿梭古今生死之间,写遍阴阳两界之事,让小说的情节性更强,更富有传奇色彩。
正是这种“传奇性”成就了李碧华小说内容的多样化:一类是写前尘往事、奇情畸恋,如《胭脂扣》、《秦俑》;一类是故事新编,如《青蛇》、《川岛芳子》;一类是梨园传奇,如《生死桥》、《霸王别姬》。李碧华一改以往女性文学的柔情似水,反之却是犀利、尖刻、辛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李氏风格”:刻薄、冷静和诡异。这一点张爱玲倒是没有突破,连好评的小说《半生缘》也是长梦醒后的酸梅汤,恍惚中夹着孩童般难咽的酸涩。
李碧华的作品,与张爱玲还有一点很相似的就是:被广泛地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话剧,而且都深受欢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半生缘》、《金锁记》、《色戒》就被许鞍华、李安等著名导演搬上银幕。由李碧华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不但深受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喜爱,也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王祖贤等明星,《胭脂扣》、《霸王别姬》更成为中国百年电影的经典作品。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李碧华和张爱玲无疑是走在同时代的前列的,但无需分个孰高孰低。李碧华就是李碧华,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们是才女,却都做得独特;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调子,都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至真享受,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