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黑总裁枕边爱傅斯年 傅斯年:书生爱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民国时期的重要文化人,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实干家。胡适曾这样评价道:“孟真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反思“五四”
1916年12月22日,北大新校长蔡元培到任,邀请了陈独秀、胡适、黄季刚等名人到北大任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陈独秀还将《新青年》杂志搬进了北大校园,这对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时,傅斯年已是校园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连胡适都常跟人提及傅斯年的学问比老师还大。据说当胡适到北大教书时,由于讲课方式异干其他老师,曾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想让胡适“下课”。幸运的是,傅斯年却是胡适的追随者,他以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一些反对者。
后来,胡适想起往事,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天上午,傅斯年在北大主持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等到下午两点半左右,北大学生游行正式开始,傅斯年亲自扛起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一路上,游行队伍情绪高涨,有学生高喊:“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听后,怕大家情绪失控,便劝说同学要理智文明游行。但是,游行队伍终究因为高涨的愤怒情绪,纷纷冲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待运动第二天,傅斯年退出游行队伍。此后,傅斯年便不再参与学生会活动。傅斯年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沉浸于五四运动的狂欢中,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1919年9月,傅斯年借《<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肯定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但他更期望青年学生潜心读书,积蓄力量,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
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可见,傅斯年已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青年学生。
1919年12月26日,傅斯年赴欧洲留学,直到1926年冬才归国。
掉脑袋也不信任
傅斯年是一位学者,但终究是牢骚满腹的书生。傅斯年除教书作学术研究以外,还时常发表一些政治言论,也赢得了“傅大炮”的美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傅斯年在北京图书馆召开的座谈会上,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议题,令在座人士十分感动。
1932年5月22日,傅斯年和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胡适认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合傅斯年的意愿,从1932年到1937年间,傅斯年为《独立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发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
此后,傅斯年因名声渐大,于1938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但一直保持独立风格。傅斯年进入国民政府后,发觉行政院长孔祥熙有腐败迹象。为此,傅斯年斗胆给蒋介石写了两次信,居然没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于是,傅斯年暗中收集孔祥熙的贪污腐败资料。
程沧波回忆说:“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果然,在1943年的那次国民参政院大会上,傅斯年痛斥说:“抗战以来,大官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
”这之后,蒋介石非常紧张,还约请傅斯年吃饭,不想将孔祥熙之事闹大。据说在宴会上,蒋介石曾这样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回答说:“我绝对信任。”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傅斯年斩钉截铁地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只好免去孔祥熙的职位,并由宋子文接替。傅斯年并不因为宋子文是一位刚上任的官员而格外信任,他依然以自己的眼光判断这位新官。没过多久,傅斯年便发现宋子文种种腐败劣迹。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一时引起了轰动。
一周后,傅斯年又发表了《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家族将“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最后,宋子文在傅斯年的“炮轰”下,黯然下台。
早在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但他坚决请辞,并说道:“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与此同时,傅斯年还多次劝说胡适不要被政府同化:“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台大的好校长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与身患眼疾的陈寅恪同住一栋楼。那时,日军飞机常来轰炸,只要警报一响,全校师生便纷纷钻进防空洞。傅斯年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先跑,而是急匆匆地跑上三楼把陈寅恪扶下楼来,一同跑进防空洞。
1949年1月,傅斯年准备赶赴台湾大学就任校长之职。那时,胡适正好准备去美国任职,在为夫人无人照顾而发愁。傅斯年知道后,表示可以把胡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还说道:“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因为这句话,胡适很放心地将夫人交给傅斯年“托管”。
傅斯年到台大任职后,肩负起整顿和改革台大的使命。
傅斯年自然想起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有了这个决心之后,傅斯年开始以现代大学的要求改革台大,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傅斯年坚持大学保持独立姿态,保障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空间。
1949年4月6日,台大部分学生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而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傅斯年为了保护学生安危,亲自跑去谈判营救。傅斯年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当时读书人的一贯做法,是一个难得的传统。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身着单薄的西装,前去台湾农复会参加会议,其中有一个议题是关于台大保送台大学生出去深造。在会议上,傅斯年与议员郭国基有过争论,但他一心以学生为重,当他说完最后一句发言:“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
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傅斯年走下讲台,突然脸色苍白,昏厥过去,从此再也没醒过来。
傅斯年去世后,远在美国的胡适悲痛地说:“傅斯年去世,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傅斯年以其风骨和气度影响了后人。至今台大校园里依然每天都响起“傅钟”,从不间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