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傅斯年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刚刚享受了狂欢的喜悦,教育部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找他谈接任北大校长之事。他推辞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以自身“赋质愚戆”以及患有五年的“恶性血压高”为由,委婉不予接受。
他力荐“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名日隆”的胡适,当为北大“盼望有年”的最佳人选。他特别强调,胡适虽然有与政府不能尽同的见解,但他的“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傅斯年的陈词与举荐,最后得到蒋介石的获准,任命胡适做北大校长,在他未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
1946年6月,胡适从美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傅斯年曾给胡适说过:“先生回来后,我当留校二三个月协助,然后赴美治病”。胡适回来后,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将胡适扶上马后又送了一程。
在胡适到校之前,傅斯年就对邓广铭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不做。”直到9月底,傅斯年才离开北大。尽管他人离开北大,但心里想的还是北大的事。他几次写信给胡适说:“我到此一周,仍旧办的是北大的几件事”,如追加经费、经常费、临时费、招考等。
胡适在北大还不到半年,蒋介石为了表示政府革新政治的“诚意”,向胡适发出参加政府的信号。1947年元月,蒋介石约傅斯年吃饭,谈话中提出请胡适当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将这件事告诉胡适,并在信中说,他当即替胡适解围,认为此事“不方便”:从大处说,“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从小处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
他还强调说,由北大校长兼国府委员,也“不合大学组织法”。
尽管他反复陈述,但蒋介石就是不松口。在信中,傅斯年明确告诉胡适对此事的态度:我们“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立即给傅斯年回信,表明自己同样不愿加入政府的态度。
他说:“我因为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为什么呢?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也就是“成了政府的尾巴”。
但此事并未就此了结,蒋介石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胡适明确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当。”还再三强调,“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胡适见此事“急颇”,几次写信给傅斯年,请求这位“炮手专家”能出“奇兵妙计”,保护他“安全出险”。
傅斯年出的“绝招”就是一句话:“此事全在先生一颗不动摇的心”。他坚信,只要自己“牙根咬定,他能捆绑上任吗?”此招果然见效,蒋介石不再坚持,胡适最终得以“逃学”,这桩纠缠了三四个月的节外生枝的事总算了结了。
但此时的北大,随着国内战事日紧,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学潮不断,连教职员工的生活也成问题了。胡适虽然给傅斯年说过,在当前危急之中,“我决定不离开,或可稍安定一部分同仁之心”。但现实的状况,特别是学生闹学潮,教授们无心于教育,使得胡适难以应付,在日记中直露心迹:“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
”1948年8月,胡适给刚从美国治病回来的傅斯年写信,径直向他诉苦说:“我做了两年校长,实在不要再做了。
”还说,“你是我的系铃人,能替我帮点忙,使我多腾出点工夫来做点工吗?”这次,傅斯年对胡适欲辞北大校长,虽能体谅他的处境,却“不赞一词”。这年年底,在北大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前夕,胡适坐上南京派来的飞机,做了“不名誉的逃兵”。在岁末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对坐愁城,一起饮酒浇愁,瞻前顾后,不禁潸然泪下,同时背起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1949年元月,傅斯年告别胡适,黯然离开南京,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于1950年12月20日,在一次参议会上回答质询时突发脑溢血病故。胡适在4月则去了美国,仍然住在他卸任驻美大使后在纽约租的那间房子,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寓公生活。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中研院院士会上讲话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