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勇儿子被报复 高承勇与杨改兰:恶人的报复与善人的报复
一个是白银杀人犯被抓了,10多年前十几条人命的血迹重现;一个是甘肃农妇杀了自已四个孩子并自杀。一个杀别人家的人,一个杀自己家的人,手段都非常的残忍。
一个杀人事件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这么大反应,肯定是超越了人类的底线。人们不敢去想象白银杀人犯用刀子割下女子的器官皮肤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场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大家看完新闻都只有愤怒与害怕。而农妇的这个案子,当硬生生的用斧子劈到孩子稚嫩的头胪上,那一刻空气估计都是凝固的。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两个案子其实都是有共性的,那就是绝望。无论是生存的绝望还是发展的绝望,都是绝望。
白银杀人犯高承勇一开始的杀人,是由于对未来前途的绝望。据说他很聪明,是当时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还参加飞行员选拔,成为二个侯选人之一,最后由于家庭成份原因落选了,相亲的对象也因此而离开了他。他儿子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这些东西肯定对他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想象当时他是绝望的,这些外在的无可改变的现实,让他看不到任何出路。
而他同时是一个心理上变态及有绝对攻击性的人,所以他没有选择默默承受这种委屈,在一次盗窃中被女孩撞破后他杀人了,并因此获得快感,从此以后一连杀了11个人,而且一次比一次变态。在他家庭关系最紧张的98年,他一连杀了4个人,他说:“不杀人就不舒服”。
他用变态的方式,来渲泄绝望带来的压力。
这是恶人对社会的报复。
甘肃农妇杨改兰,从小到大没过过一天好生活,从小就被没人性而又强势的奶奶当养家养老工具进行培育,10岁开始劳作养家,结婚后要供养全家七八口人,奶奶强势,父亲智力不正常,而且丈夫也非正常的男人,没法给她分摊压力。一切的压力都压在她肩膀,住在随时要塴塌的破茅屋里,这样的人生,没有任何乐趣与希望可言。她很少说话,却经常跟奶奶争吵。她不知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绝望,不是任何人都能体会。
她渲泄压力的方式,就是自残。她把自己的儿女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她选择杀死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获得解脱。在公众看来,她没法忍受的恶就是拿斧子砍死拿毒药毒死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她没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但她一个不识字的农妇,不可能知道这个道理。
对于杨改兰,围观者几乎都有一种兔死狐悲式的悲怆。
但她终究也杀人了,这是善人对社会的报复。
这此杀人凶手,最后都要承担自己的罪与罚。
但社会呢?
在高承勇犯事的那个年代,由于家庭成份出身而断了一个年青人的前途,这种基于种族出身而进行人生宣判的制度,就是社会的一种罪。这种制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表示这种社会的不公不存在,譬如说大城市的高房价与户口给年青人造成的巨大压力等等。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能给年青人以“中国梦”的,能让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与汗水来达到自己理想的生活。
杨改兰案的背景,社会的罪则更多了些人为的恶。那些住着豪宅开着毫车却依然坦然享受着经济房廉租房低保金的人,他们明显是杀人的帮凶。而且这不仅仅是个案,所有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案例。不管甘肃的地方官怎么用程序与数据解释他们取消杨改兰家低保的正当性,人们都不会相信,因为大家关于低保乱象的印象,是来自于自身社会环境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