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子女 走进余姚 蒋梦麟回家

看过《无问西东》,忽然想到,十年之前,2007年冬日,为吉林卫视拍摄《回家》节目,找到了蒋梦麟先生的后人,拍摄他们的回家之行。

走进武昌徐东大街361号的电力试验研究院,我见到蒋梦麟先生的小儿子蒋仁浩,这一年,他八十岁了。约请他与大儿子蒋仁宇的双胞胎孙女姐妹蒋季瑚、蒋季珊一起,前往浙江余姚的回龙乡蒋村。

这是蒋仁浩先生时隔六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父亲的故事,爷爷的故事,在儿子和孙女的讲述中,变得渐渐清晰。

这一次的重返故里,三个人欣喜若狂,走进蒋村,走进老屋,与曾经认识蒋梦麟的老人交谈,时光穿越一般,他们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场景,与记忆交融一体。

蒋梦麟的次子蒋仁渊在济南市工作。他和妹妹蒋燕华、外孙女吴小燕三人,花费许多时间,撰写一篇长文,题为《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

他寄给弟弟蒋仁浩,蒋仁浩将之寄我,从这些文字里,可以更多地了解蒋梦麟的故事。

蒋梦麟1886年1月,出生于蒋村这座小屋。家境富庶,他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在家乡读私塾,后来又在蔡元培督学的绍兴中心学堂学习。1904年,蒋梦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1907年,一次去日本的远游之后,蒋梦麟深感国民教育的高下,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所在,从此,他把教育作为一生追求目标。

长子蒋仁渊写到,1908年夏天蒋梦麟应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落榜,是祖父筹措4000两银子供他自费赴美国学习。

在美国的九年中,蒋梦麟先是在加州大学学习农业,后来又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和教育学。

在美国期间,蒋梦麟结识孙中山,并在革命党创办的《大同日报》担任主笔。九年之后,1917年蒋梦麟回到故乡。从此,他与教育密不可分,也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校长。

蒋梦麟的三个儿子之中,蒋仁浩年龄最小,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也最久,有一张他儿时的照片就拍摄于蒋村的这个小院落中。如今住在蒋家老宅的是蒋仁浩的一位堂兄的遗孀。她嫁到蒋家时这位老人只有二十一岁。七十多年过去了,她对蒋梦麟依然保留着清晰的记忆。

我们问两个双胞胎姐妹,他们对爷爷几乎没有印象,但给两位起的名字,她们却难以忘怀。

姐姐蒋季瑚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印象,那你想想只有我们俩的名字,珊瑚这两个字是我爷爷起的。

妹妹蒋季珊说:“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呀,相差三分钟,他就给我们起珊瑚的名字,希望我们很坚强,美丽。”

蒋仁浩与两姐妹,在蒋村的蒋梦麟故居前合影,留下灿烂笑容。

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延续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前排右三位梅贻琦。

西南联大的故事,一直都在后辈心中难以忘怀。

蒋仁渊文章中写到西南联大之后家人境况,以及张伯苓、蒋梦麟与西南联大的关系:

1938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燕华、仁浩及高陶、燕锦先后到昆明,皆入岗头村南菁中学就读,两家异姓子女和睦相处,无异一家之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日军进驻上海租界。42年春,仁渊自上海交通大学辗转赴昆明,借读于西南联大。至暑期,赴重庆交通大学复学。此后,燕华、燕锦入西南联大外语系,高陶入重庆交通大学土木系。仁浩入李庄同济大学附中,1955年毕业于济南山东工学院电机系。

1938年5月4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是年联大遵照《大学组织法》之规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并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梅常住昆明,实际管理校务。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一文中记述“张伯苓先生多留重庆照应南开中学,梦麟先生对外联络。”实际上,父亲兼负着一些与联大不相干的任务。

叶公超先生在《孟邻先生的性格》一文中,写到三校联合初期的困难重重。在与蒋梦麟交谈时,叶公超叙述如下:

我问他(孟邻先生),南开和清华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他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

……当时有人主张孟邻先生回南京一次,甚而至于说:假如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孟邻先生的反映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的,他在饭桌子上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

后来张伯苓先生、梅月涵先生终于都到了。我敢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陈雪屏先生也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一文中,叙述西南联大创办过程中蒋梦麟所起到的作用:

在长沙临时大学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之资历论,孟邻(梦麟)先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他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请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

三校各有相沿已久的特殊的传统。北大同人中对于课程的安排、经费的分配以及学生的指导,不免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要请校长出来支持并力争,孟邻先生总让大家容忍退让。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始终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与夭折的东南联大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创办与后续发展,蒋梦麟的确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复员平津,于昆明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先生撰写: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是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真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烽火硝烟的岁月里,以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联袂执掌的西南联大,汇集三校大师、名师,九年间培养多少精英,为战后中国留存文化,留存历史传承。

无疑,这是大后方文化、教育的真正堡垒,是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里程碑。西南联大,令后人永远仰视。

两个孙女蒋季瑚、蒋季珊来到昆明,与爷爷蒋梦麟接触比较多,从他那里,知道许多故事。

蒋季珊面对镜头,讲述眼中的爷爷:

抗战以后,西南联大成立了,我姐姐早就跟我父亲到了昆明了,我大概在1940年时候,这个时候从上海到昆明的,在昆明一个中学,这个中学在山里头,是个大庙,两个大庙,住那边,我姐姐跟我,还有一个我继母的一个儿子,三个在那边上学,这个时候跟父亲接触比较多了,礼拜天就到昆明给父亲他们一起,抗战期间学校伙食比较差了,我父亲给买东西吃。

他呢,要求我们小孩子不能说假话,对人要诚恳,要宽厚,其他事情,他很少管我们,在学校里学习。

后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这个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谈到毛泽东进图书馆的事情。李大钊怎么介绍的,毛泽东没饭吃了,也不是办法。李大钊说你是不是给他找个工作,图书管理工作,他就批了,十几块钱,这样子情况。

儿子蒋仁浩眼中的父亲,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在昆明一直在写英文版的《西潮》:

印象很深的就是有的东西,他也不太讲,就是在昆明时候,他原先是,日本警报了,起先警报不多,他在城里,我们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回去一次,后来警报太多了,日本轰炸太多了,西南联大,在我们学校底下盖了一个房子,是平房,联大的教授杨振声呀,他们都住在那里头,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整天用打字机打字,写《西潮》,警报来了,山区有防空洞,我们就躲防空洞里,那个时候他写的《西潮》。

我父亲对我们都很和气的,没什么架子的。他出去买东西他从来不问价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认为人家生活比较艰苦的人,赚钱不容易,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星期天呀,暑假呀,比较多一些,到了后来呢,我也身体不好,昆明不能避暑呀,到重庆去了。

重庆找医生看病呀,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是西南联大还兼职,兼红十字会会长,所以他呢经常来重庆,这个时候跟我叔家住在一起,我母亲她在昆明,她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谈天比较多。

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蒋梦麟静下心写英文版《西潮》,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西风东渐,到故乡往事的乡村生活、童年教育、家庭影响,一直到留美与参与辛亥革命、国家统一、抗战的诸多故事,都在书中呈现。

时隔十五年之后,蒋梦麟将这部英文版,重新用中文写出,由世界书局1957年出版。

出版中文版时,蒋梦麟特意撰写《西潮》中文版序,同时将《西潮》英文版序改写为中文。前几年,我去台北,在一家旧书店买到此书,是1971年的第9版。

英文版同时有一前言,题为《边城昆明》。这一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蒋梦麟为何要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写这样一本书: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

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联邦,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

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血液。你如果想用力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咬走一口。

对付这些吸血鬼的最好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两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通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

廿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

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点教训。

序言里的每个细节,每个表述,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从中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为何在西南联大后期,要写这样一本涵盖中西文化交融的自述。

蒋梦麟的外孙女吴小燕,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第一次读外祖父的英文回忆录《西潮》:

在我到美国进入大学之前,我不知道外祖父是一位改革家。在马里兰大学的中日历史课里,我学习了他写的自传《西潮》,教授说:这一本书自1800年代到1940年代早期,把中国经历的变化做了富有意义的记述,也是记传要求中国变革和现代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一本书。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他的现代思想使我吃惊。在他年轻的时候,外曾祖父就鼓励他不要害怕“西洋思想和方法”。他留美九年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教育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他和他的密友胡适无畏地从事中国教育的现代他。他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外孙女回忆自己的阅读情景,让人感慨无限。一本写于昆明西南联大的书,影响几代人对西风东渐的理解。

《西潮》之后,蒋梦麟又撰写《新潮》一书,谈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追忆中山先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等。岳麓书社的“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以《西潮•新潮》联袂出版,足以让我们看到西风东渐与中国文化复兴的概貌。

才华横溢、性格倔强的蒋梦麟

留学美国的蒋梦麟,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成为《大同日报》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在《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一文中,次子蒋仁渊阅读大量史料,回溯辛亥革命前后,父亲与孙中山等人在旧金山的故事:

1911年10月8日孙中山至《大同日报》编辑部告知“计划在武昌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二天后,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旧金山,这就是10月10日辛亥革命,父亲与孙中山、刘成禺、唐琼昌(《大同日报》经理)等人至江南楼晚餐以示庆贺。显然父亲已进入革命团体的核心之中了。

于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成禺便回国参加革命,只留父亲一人在纽约,几乎每天都要赶写一篇社论。

1917-1919年父亲在上海定居,复常与孙中山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孙中山及其夫人。此时孙中山方着手草拟英文实业计划,要大家帮忙他写,父亲便邀余日章共同校证手稿的工作。

此时的孙中山,对蒋梦麟的教育理想早有预见。他说:“少贤(蒋梦麟字)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少贤有焉!然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又宣传家之大手笔也,文字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

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京于1926年3月18日学生被伤亡的重大惨案,史称“三一八惨案”。蒋仁渊写到父亲当年的举动:

是日北京民众团体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后,复赴国务院请拒八国要求,段祺瑞之卫队向群众开枪,死亡四十六人,伤一百五十五人,其中北大学生三死五伤。父亲于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现场。

3月24日,父亲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仁 、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接着猛烈抨击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不禁放声大哭,一时全场顿呈一片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父亲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父亲一向反对学生罢课搞政治运动,但面对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则义愤填膺,完全站在学生一边,给予同情和支持。

对蒋梦麟而言,这就是担任一座大学校长的应尽职责。

不过,蒋梦麟也是一个性格倔强、不管不顾的人。蒋仁渊在文中写道:

父亲出国前与元配孙玉书夫人生一子仁宇,一女夭折。父亲在美留学九年,归来生次子仁渊、一女燕华、幼子仁浩。

1933年依法与孙夫人协议离婚,当年即与陶曾榖夫人结婚。仁渊时走读于小学,见《姚江日报》载蒋梦麟结婚新闻,即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别无怨言。

蒋仁渊写到,1958年陶夫人病逝。1961年1月,父亲宣称:将与杨杰将军的未亡人徐贤乐女士结婚。6月18日,胡适致函父亲,规劝勿续弦,如父亲执意结婚,则建议如下:

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穀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辅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理。

蒋仁渊说,父亲阅后极为不快,将此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幸好秘书拾获,仔细拼合,幸得保存并流传。

1920年3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胡适此函全文,载于台湾《传记文学》第41卷第1期,关国煊撰《蒋梦麟先生年表(下)》之附录。

胡适的预见果然一语成谶。

1961年7月,与徐贤乐在台北举行婚礼。1962年12月,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治骨折。1963年1月19日(阴历12月24日),徐夫人托言回家作年宵,将其在蒋家之户口迁出,并搬出其行李。稍后,父亲出院,徐不知去向。2月8日,经由律师终于协议离婚。性格倔强的蒋梦麟,最终因此而尝到苦果。

蒋梦麟的最后几年,外孙女吴小燕离开香港,在台湾与外祖父一起生活。可以说,这带给蒋梦麟家庭的温暖。吴小燕回忆与外祖父的有趣故事:

我和外祖父能倾心交谈。

1958-1962年,我离开香港的家到台湾与外祖父一起生活。我十一岁时,外祖母去世后,就被父母送往台湾居住了。初时我很不愉快,因为我说香港通行的广州方言,而台湾通行普通话,语言不一妨碍思想沟通;又因港台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突出了我与广大台湾同学们的不同,而被同学们揶揄和嘲笑。

但是外祖父因为我在新西兰和香港长大而对事物持有不同的看法,不以为怪。我们在进餐时,往往谈论我当天遇到的一些事,我们有时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法,他以我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而高兴。他教导我要做倾听者,对待一位有些趣味、值得花些时间交谈的人,要用心听他的意见。

我们常对面嚷嚷,他按美国发音说:“这是tomāto。”我在新西兰长大,发音较接近英国人,嚷着说:“这是tomǎto”,我们嚷着、笑得眼眶里噙着泪水。

我和外祖父一起在台湾生活,知道他受到尊敬是由于他的非政治色彩和智慧。人们聚到一起讨论和他一同干些什么。他教导我要爱中国和美国。

有一天吃来自美中合作社(US-China Cooperative)的水果,他说:“记住美国人多么慷慨,他不给我们这种水果,而是教我们如何生长和改良它,使适应台湾的土质和气候。”他很敬爱美国同事和朋友们。

蒋梦麟身体不佳,1964年6月初住院治疗。6月19日凌晨,因肝癌病逝于医院,享年78岁。

从余姚蒋村诞生,在台北走到生命终点。蒋梦麟一生融于西学东渐之中,一生为教育不遗余力,美好的教育梦想,且留与后人继续分享。

2008年,拍摄蒋梦麟回家的节目,以《潮起潮落》为题,在吉林卫视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