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蒋梦麟晚年的再婚风波
1958年5月14日,蒋梦麟夫人陶曾谷病逝。陶曾谷是蒋梦麟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时的秘书,原是他的同事、北大教育系教授高仁山的妻子。高仁山因反对北洋政府而遭枪决,蒋梦麟宣称要尽朋友的义务,要爱他爱过的人,并且要“更加倍地爱她”,与元配分居仳离,改娶新寡的陶曾谷。
此举招致不少议论,间接导致陶曾谷与蒋梦麟的部分朋友相处并不融洽。但思想新潮的蒋梦麟始终认为这些批评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且婚礼有胡适证婚,不失面子,两人也始终恩爱。
陶曾谷曾在战地担任救护工作,去台后于宋美龄主持的妇女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陶蒋感情甚笃,婚后几乎形影不离。陶曾谷过世后,蒋梦麟相当悲痛,家中均维持妻子生前的摆设。
蒋梦麟虽与陶曾谷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及女婿同住,不乏亲人照料,但陶曾谷过世前,已重病两年,之后三年鳏居,让蒋梦麟相当寂寞,因此部分朋友打算为蒋梦麟说媒。只是蒋梦麟忙于“农复会”的公务,并无下文。1961年6月,鳏居三年多、七十五高龄的蒋梦麟,传出将续弦的消息。亲友闻讯后大感吃惊,蒋梦麟的学生罗家伦甚至以为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然而蒋梦麟续弦之事不假,对象是曾嫁北伐军参谋长、前“国府驻苏联大使”杨杰将军的无锡人徐贤乐。徐贤乐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论出身是名门之后,其曾祖父徐寿留学德国,归国后首创中国造船工业,祖父徐建寅创办汉阳兵工厂,父亲徐献庭是革命党,她的堂妹是党国大佬居正的儿媳妇。徐贤乐与杨杰离婚后,并未如旧时代妇女陷入失婚困境,她有稳定的工作,在一般人眼中,家世好,品貌双全。
蒋梦麟与徐贤乐相识于一年前。通过表亲介绍,两人在圆山饭店的晚宴中认识。蒋认为徐风度谈吐俱佳,决定进一步交往,以诗“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署名“敬献给梦中的你”,打动了原嫌蒋年纪过大的徐贤乐。
在蒋梦麟喜悦证实婚事后,得到的响应却是女儿和北大师友的纷纷反对。谣言很多,蒋梦麟健康问题也引起争议。连胡适都说,希望蒋梦麟“这次不要请我,最好是公证”。许多北大故友找到胡适,希望他出面劝说老校长蒋梦麟打消再婚念头。胡适先是托人传话,又找到与蒋梦麟公私交往甚密的陈诚和张群劝说,最后甚至在病中写了封长信给蒋梦麟,希望点醒这位被爱冲昏头的老友。
胡适信中指出,对蒋梦麟先前说要“为国家再积极工作五年”,感到佩服,但外界传言相当多,已到了满城风雨的地步,说新娘还没过门,就已开口要了二十万,并且已花钱买了钻戒、衣服,还听说新娘已查明蒋梦麟的财产状况。他说,此刻不讲实在对不起老朋友,他要劝老友“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能保全其他部分,否则余年绝不会有精神的快乐,甚至“不名一文”。
明知蒋梦麟不悦,胡适还是在信中说,朋友都劝他别说话了,但他以蒋梦麟与陶曾谷证婚人的身份,不能不忠告蒋梦麟放弃续弦,换取精神安宁,用余年帮国家、社会做点积极的事。杨杰何等厉害,最终还是与徐贤乐离婚;蒋梦麟太忠厚、太执著,“别无可能应付这样的人”。他甚至讲,如迫于无奈非结婚不可,基于外传徐贤乐要求全部财产控制权,蒋梦麟应该先立好遗嘱,除了儿女及徐贤乐外,自己执掌信托基金。
胡适搬出“国家大义”郑重其事地说,“老兄是公家人”,对社会责任不轻,只希望能接到这封信后与陈诚慎重一谈。他觉得,两人五十年的友谊应该不至于要为了写这封信道歉,毕竟“你知道我是最敬爱你的”。
蒋梦麟接到信时,直截了当问胡适支持还是反对。胡适坦承以告,蒋梦麟说:“那信我就不拆了”。事后他对徐贤乐说,为免落了痕迹,他看也不看,让秘书把信撕碎,丢进纸篓中。蒋梦麟抱怨,结婚是私事,他有个人自由,别人没理由管他。他甚至直指,外面有个以北大为中心的组织来反对他,因此胡适的信,他不要看。
一如胡适所言,蒋梦麟是个“公家人”,他可以不理胡适,却不能不理“农复会”部属担心新老板娘太奢侈、难相处,更不能不买“副总统”陈诚的账。在胡适的催促下,蒋梦麟去见了陈诚。与蒋家向有通家之好的陈诚,先是转达宋美龄“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的意思,又说他的太太也反对,因此蒋梦麟如不打消结婚的念头,两家以后也不能见面了。
陈诚与蒋梦麟两度会面,不仅话讲得决绝,也表达了宋美龄的不悦。蒋梦麟只能答应“再考虑一下”,并说已打算不结婚,只是难以善后。这下蒋、徐可能打消婚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台北的社交圈,胡适相当兴奋。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特地到医院探望胡适,亲口证实不打算结婚了,要胡适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
但外人千劝万劝,始终改变不了蒋梦麟的决心,续弦消息还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蒋梦麟不断说夫妻之爱不能取代父女之爱,但未获女儿谅解,最后连女儿都没出席婚礼。结婚的理由,蒋梦麟对媒体说,人格必须具备理智、感情、意志三大要素,欠缺一样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妻子故去后,为免独居寂寞、失去平衡,所以再婚。徐贤乐则说是佩服蒋梦麟的学养与幽默,所以愿下嫁。
1961年7月18日,在陈诚与胡适等人以为“解除警报”后不久,蒋梦麟与徐贤乐在台北临沂街友人住处结婚,现场亲友不到十人,由张群担任证婚人。双方简单地用印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蒋梦麟为徐贤乐戴上一只钻石戒指,只从餐厅叫了一桌酒席当做喜宴,随即搭车前往台湾中部地区度蜜月。很多客人甚至仓促得来不及准备礼品。
蒋梦麟伉俪在环岛蜜月旅行中,一路探访亲友。蒋梦麟幸福地说,他不但老当益壮,一切更尽在不言中。8月中旬,蒋梦麟带着新婚妻子探视胡适,胡适只能无奈地接受。
一年半后,递交离婚诉状
不过,蒋梦麟的幸福只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1962年底,蒋梦麟赴台中考察期间,因教师会馆地板打蜡,在会馆楼梯间不慎摔伤右大腿股骨,转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后并未完全复原,必须依赖轮椅或拐杖行走,此一意外伤害竟也意外成为这段婚姻的转折点。
蒋梦麟在病榻中突然发现,徐贤乐户口已经迁出,存折股票已经过户到徐贤乐名下,图章也由她保管。1963年1月23日,正值小年,徐贤乐携带年饭到医院,但蒋梦麟已然独自离去,决定分居。
在一封致亲朋好友的公开信中,蒋梦麟批评徐贤乐之前不愿随他前往台中,在“开刀最严重时刻,却弃我不顾”;而且只为参加舞会,不留院探视;住院治疗期间疏于照料,更让他伤心。蒋梦麟发现徐贤乐持续转移财产,连女儿的存款与股票都被过户,证明徐贤乐已有离去之意。
他要求,相关存款股票应立即交还女儿,他个人财产也应有自主权,因此保险柜存款一律冻结,股票也报失。蒋梦麟自称对徐贤乐的忍耐已到达顶点,需要养病,不能再受干扰,决定不再与徐贤乐见面。
徐贤乐辩称,提出私人储蓄早获得蒋梦麟同意;搬家是为保留“中信局”宿舍承租权,而且只是将户口迁出蒋宅,她仍住在蒋宅。徐贤乐抱怨,自与蒋梦麟订婚后,有人不断居中破坏,两人婚约一度生变,最终还是因蒋梦麟的诚意才结婚,双方并无争执。
徐贤乐暗指蒋梦麟的女儿、女婿破坏她的婚姻,而蒋梦麟的女儿则反驳,外双溪土地是她母亲陶曾谷所买,母亲过世后她继承土地,只是地契由蒋梦麟保管,徐贤乐管账,自己毫无过问,不该把责任算在她头上。
话已说绝,蒋梦麟随即委托律师办理离婚,并表示愿意每月支付三千元新台币的生活费给徐贤乐,他个人的财产、饮食将自理,希望亲朋好友体谅他的决定。
从此蒋梦麟对徐贤乐避不见面,一切通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精明的徐贤乐也发表公开信,表示一本初衷,敬爱蒋梦麟,对外界批评一律缄默以对。她说,面对小人拨弄,她的忍耐到了顶点,希望周遭包围蒋梦麟的人不要逼人太甚。
她劝告蒋梦麟,如听信花言巧语,解除婚约,对社会舆论如何交代?她要求蒋梦麟“面对面解决问题”,不要隔空放话。徐贤乐指责蒋梦麟受到集团挑拨,避不见面,“放任别人对付我”,“竟有如此心眼!”并表示“生为蒋家人,死为蒋家鬼”,自己“爱人不是爱钱”,结婚更不是做生意、签契约。她坚称分居并非蒋梦麟本意,而是“第三者介入”。
蒋梦麟则借着与媒体对谈时厘清,他是在4月份决定提出离婚申请。他说自从1936年与陶曾谷结婚以来,婚姻美满,陶曾谷过世让他深受打击,为振作起来,因此鼓起勇气与徐贤乐结婚。但一年多的婚姻让人失望,“受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成了痛苦之渊源。他后悔没接受胡适的忠告,愧对故友,于是才拿出认错的勇气、纠正错误。
在蒋梦麟的离婚状里,直指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成徐贤乐为受益人;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做法,都让人无法接受。
在蒋梦麟住院期间,徐贤乐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还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蒋梦麟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
面对蒋梦麟的指责,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他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后来便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不敌女方攻势,蒋梦麟让步表示愿拿出存款四十万元当赡养费,希望达成和解。但因徐贤乐要求蒋梦麟给付价值五十万元的房屋,协调未果。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由于已身无长物,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上世纪60年代台湾人均所得不高,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终于结束了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黯然病逝,学识影响延续至今
虽然好不容易摆脱了婚变阴影,然而此一风波已让蒋梦麟元气大伤,而且婚变期间工作依旧繁杂,造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由于身体不适,蒋梦麟于1964年4月23日住进荣民总医院检查肝病及右腹部的小硬块。蒋梦麟向来注重养生之道,更因陶曾谷是罹患癌症过世,让蒋梦麟谈癌色变,只是婚变及腿疾缺乏休养,让他的健康大受打击。由于家族有长寿的传统,他对自己的健康仍相当有信心。在住院前几天遇到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蒋梦麟还谈到自己的腿疾大概两个月后就能痊愈,不再需要拐杖助行。
这次住院检查却发现,蒋梦麟罹患肝癌,而且医师判断,病情严重,已无法用放射线或开刀治疗。因此医师并未告知蒋梦麟实情,甚至直到过世前他还不知自己病情有多严重。
住了院且出现黄疸等不良症状,有强烈求生意愿的蒋梦麟积极与病魔搏斗,并坚持返回自宅,不愿住院。但笃信科学的他似乎也有心理准备,直言“如果真是癌症那就没有办法”,因为现代医药还治不好癌症。
为减轻卧病的痛苦,也希望他撑到亲眼看见石门水库启用,蒋梦麟的亲友特别邀请旅日的国际癌症体质改善研究会理事长庄淑旗返台为蒋梦麟诊治。医师的细心照料,的确让蒋梦麟痛苦大减,安然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陈诚在他神志还清楚时前往医院探视,告诉他要好好养病,“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
其后蒋梦麟身体每况愈下,频频打嗝、痰中带血、身体虚弱,不时陷入昏迷,必须使用氧气维生;神志清醒时,他会坚持去除氧气与葡萄糖等维生药物。
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病逝,享年七十四。临终前他还念着石门水库,并说亲眼看到石门水库落成,“这件事总算完成了,我很高兴”。去世后,蒋梦麟与夫人陶曾谷合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
蒋梦麟一生横跨学界与政界,以自传式作品《西潮》为代表作。晚年创作《新潮》与《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因腿伤影响写作进度,婚姻波折更让他分身乏术,导致《新潮》只写了十六章。这两本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没写完,据闻是蒋梦麟最遗憾的事。
在过世前,为感谢庄淑旗的诊治,且有感于台湾癌症预防资源缺乏,蒋梦麟拨出遗产的三分之一(约十万元),供庄淑旗医师研究所的癌症医疗研究。多年后,庄淑旗又捐出台北圆山附近的土地与大笔金钱,成立抗癌中心与团体,成为台湾颇具知名度的家族防癌协会。
论蒋梦麟的领导风格,“农复会”人士说,蒋梦麟一到“农复会”,连称自己是“外行”,技术的事一切尊重专家与幕僚决定。蒋梦麟的作风是“鼓励而不吩咐”,他在“农复会”长期致力于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最终培养出坚实的农村工作队伍。
蒋梦麟关于农业与人口问题的努力,使台湾有了转型的机会与动力,这两项他着力甚深的工作,在他去世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自1967年实施人口节育政策后,“结婚三年生一个,隔三年再生一个,两个小孩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3321”节育观念深入人心,短短十余年即看到节育成效。反倒是政策推动二十二年后,因台湾面临核心家庭(以父母子女为家庭成员)架构成形、人口数停滞不前等新的人口问题,台湾当局又于1990年颁布新人口政策,不再提“一个不嫌少”的节育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