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最新照片 牟其中为什么入狱十年不认罪?
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之中,我们重点介绍了"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这个骗倒了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谎言是如何被编造出来的。一项几十名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北京知名科研机构专家在南德集团的组织下,对李瑞环同志介绍到我国的一位加拿大犹太科学家的设想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最后得出了否定结论的事实,竟然被歪曲到研究结论的反面。
经过几百家媒体的反复强化、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竟然成为了全社会的主流认识,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我国舆论界道德操守的深刻怀疑?但这是一部录像机,每一家媒体、每一个媒体人士的认知能力、职业操守,都被客观地记录了下来,接受着历史的检验。
系列文章(之一)发表不久,又读到了《新京报》记者吕忠恕1月13日发自武汉的报道《牟其中入狱十年,狱中拒食酒肉至今不认罪》。该文一发,目前至少已有湖北的《长江商报》、《新闻信息报》、四川的《文摘周报》作了详细摘编和转载。
作者承认既没采访到湖北高法与高检,也没采访到牟其中。从文摘内容来看,作者了解的情况还停留在2003年那些小报文章的认知水平上。把一些连现在已为公开发表的严肃媒体文章证明了是错误报道的内容,再不断重复,就有选择性披露,继续误导公众的嫌疑。
我不得不履行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中的诺言,自己站出来予以澄清,并希望《新京报》和转载过吕忠恕文章的媒体,对自己的读者负责,发表本文,让读者能兼听到不同的声音,作出独立的判断。
吕忠恕文章详细介绍了湖北高法判处我犯有信用证诈骗罪的全过程,却隐瞒了湖北高法同时结论南德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没有直接法律关系的终审判决。
正如《南风窗》等几家媒体2003年底已开始揭露的一样,同一个法院,对同一个案件,在同一个时间之内,作出了两个截然不同判决的事实认定,总有一个是错误的。
我们在《牟其中公开信》、《牟其中狱中自述》等文章中,公开表达了对办理我案的公、检、法人员的敬意。因为正是他们顶着我国公检法系统最高领导人的压力,为我们保留下来了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预审案卷。不仅如此,为了纠正几百家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不惜违反不准接受媒体采访的禁令,接受采访,公布真相,以维护我国法治的尊严。
2000年8月27日,《法制日报》发表了我案指导办案员的文章《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其中记录了办案法院的真实态度:"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认定牟其中是为将银行资金非法占有的证据欠充分,只能认定是为了融资。"
2004年5月1日出版的司法部主管、《法制日报》主办的《法人》杂志发表了该刊记者张弛的文章:《牟其中新自救路线图》,报道中写到:"一个自称比较了解当时情况的法官向《法人》透露:当时办案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时候作为独立办案的法院来说,也要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好与坏,关系到上上下下好多人的饭碗。"
2006年7月28日上午,诉讼代理人夏宗伟电话催问湖北省高法本案主审法官,何时开庭?主审法官答应请示之后再作回答。下午诉讼代理人收到了回答:"再审问题已向上面请示了,正在等待批示。"
2007年1月16日《新京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高泽阳的文章《牟其中谋划重出江湖》。该文报道了记者于12月21日采访湖北高法刑庭法官的记录:"对于该案再审问题,我们已经向上面汇报了,正在等待批示。"
再来看看法官们是如何行动的。
十年来举国议论纷纷的南德信用证诈骗案,始于一个经济纠纷案件。
1997年8月湖北高法开庭审理湖北中行诉湖北轻工公司、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和南德集团的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案件。庭审中贵阳交行面临履行巨额担保赔偿义务和赔偿后必然涉及到的该行如何与王向军犯罪团伙勾结、盗用南德集团名义,从事长沙纽扣设备进口诈骗,武汉建行担保函诈骗等一系列刑事犯罪问题。
于是不良律师陈晓枫恶人先告状,与交行总行前行长、十一届(本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明权共同策划了,用一纸假证据向中央对南德集团进行诬陷,企图摆脱困境。详细情况可以参阅2000年7月14日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上陈晓枫本人的自供。
湖北高法据理力争,报告南德无罪。但上意已决,不容改变。于是违法地向本案派出了办案指导员凌驾于办案法院之上,强行判决南德有罪。
但是,在继续进行的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案的审理中,因为办案指导员已经撤走,湖北高法又可以独立依法办案了。经过一审、二审之后,2002年7月湖北高法终审判决,南德与湖北中行的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中行的信用证垫款由湖北轻工公司偿还,贵阳交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是这个终审判决无法执行,因为上面又干预了。上面再次下令湖北高法再审,企图否定湖北高法"南德与信用证无关"的终审判决,统一到指导办案员规定的口径上面。但是,面对预审材料中大量南德与信用证无关的证据,湖北高法实在无法指鹿为马。于是只好一拖再拖,拒不开庭再审。
2003年南德正式申诉之后,胡锦涛总书记等几位中央领导于年底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办理。
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湖北高法立即于2004年3月17日发出传票,通知我们准备出席3月30日至4月2日的再审。可是到了3月29日——距开庭仅一天时间了——又发出了《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
这一延,就是近五年,再也没有了音讯。我们与关心我案的媒体不断催问,得到的答复均是"已经请示了,正在等待批复"。到了2008年底,检察机关收到我们的申诉之后,亦认为这不太正常,又开始了逐级的请示报告。
值得一提的还有指导办案员的新动态。
到了2007年十七大召开前夕,指导办案员突然公开对不止一位包括《新京报》记者在内的北京记者道出了苦衷。指导办案员说,牟其中是代人受过。自己奉命指导之后,就被赶出了最高人民法院,不是主动辞职下海。自己也是受害者。目前这位原指导办案员在京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作执业律师,生意还不错。
我在前面公布的这些证据,特别是办案法院的态度,绝大部分是经严肃媒体采访办案法官之后公布了的材料。没有文字记录的仅原办案指导员的态度。对此,我们也至少向两家以上严肃媒体的当事记者进行过反复核实。至于办案法院认定南德与湖北中行信用证无直接法律关系的终审判决书和2004年3月29日通知延期开庭的通知书,就在我的手中,随时可供读者查阅。
但吕忠恕的文章却隐瞒了这些对读者判断我案曲直极为重要的内容。因为《新京报》曾多次公正地报道过我案的进展情况,所以我们至今并不认为吕忠恕是故意隐瞒,但至少是作了选择性地报道,其结果是误导了读者,损害了新京报的声誉。
再来看看吕忠恕重点引用的南德进行行业选择时,作为投资回报率判断标准的一句顺口溜:"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借钱,借钱不如不还。"
从吕忠恕引文意图来判断,吕忠恕根本没读懂顺口溜的意思,就认定南德是明目张胆主张借钱不还的骗子。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怎么几乎成为了不少媒体人士的通病呢?
还是我来澄清一下,不要再丢人现眼了。靠跑财经新闻吃饭,总还是应学点经营常识的。
前两句好懂,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一般来讲要高于农业产业;商业贸易又要高于制造业。第三句的"借钱",指的是银行业。1990年的《南德视界》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银行就是商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希望打破南德职工对银行的迷信,指出储蓄银行的本质是"借钱"。
向谁借钱呢?向储户。最近公布的我国银行的平均杠杆率为16。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自有资金率为8%,其余的都是向储户借的。所以银行使用的绝大部分是借来的资金。
"不还"指的是什么产业呢?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是不可能退股还本的。购买股票之后,若决定变现只能通过交易,是不能找股份公司强行退股的,这是行规。所以,公司上市筹资是比经营储蓄银行更好的行业选择。因为储蓄银行有义务偿还储户的借款。
想不到竟然有人把对两种不同行业的选择,望文生义地解释为不讲信义的无赖行为——南德提倡"借钱不还"。
吕忠恕引用的这段顺口溜还故意丢掉了最后一句:"不还不如不管"。"不管"是指什么行业呢?就是南德试验的最大成果——智慧文明生产方式中的管理原则——"平稳分蘖"。如果把"不还不如不管"完整地引用上,不是就不能骗人了吗?
吕忠恕文章还说,我介绍南德与美国休斯、马丁、劳拉等公司打得火热,事实上该项目亏了2.5亿。
读到这里,真为国人的妄自菲薄传统而悲哀。似乎一个小小的中国民营企业,也能与美国佬大名鼎鼎的休斯、马丁、劳拉等公司称兄道弟,比肩而立?一定是吹牛。
患自诿症的还真不止吕忠恕一人。90年代中期,首都钢铁公司一名俄语翻译辞职来到南德,年仅三十岁左右吧?也许二十几多,反正不大。南德卫星公司人也不多,不久此人升任副总经理。一次奉命赴美与上述三家美国公司中的一家负责人谈判。
年青人一踏上美国土地,先给他的哥哥打了个电话,乃兄问此行为何?年青人答曰,与XXX谈判。其兄大惊,以为是哄骗他的诳语,说:"我在这个公司已工作近10年了,还未见到过此人,你凭什么能见到他?"年青人谈判归来,把这段经历当故事到处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位年青人叫谭勇,重庆万州人。目前似乎在建设部下面的某一公司任职某领导。
南德卫星公司的赢利情况,最近已由总经理王德国在南德网站上公布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去查阅。几倍的利润率还算亏损?只有闭着眼睛才能说出这样的瞎话。
至于牟其中放话投资100亿开发满洲里,如何只投下去一个亿,请读者自己去看一下我们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之中的说明吧。人民银行总行和证监会在这个问题上是栽了跟斗的。奉劝还是少揭已愈合了的陈年伤疤吧,为尊者讳也是我们传统的美德之一。
我是如何发现吕忠恕把2003年之前媒体文章的旧闻充当新闻,误导读者的呢?
文章说,"还有一名知情人士称",我每天早上5:15起床,跑3000米等等。显然这已是2003年9月24日之前的旧闻了。因为2003年9月24日我们已搬到了一座新楼。新楼没有跑步条件,从此改跑步为跑楼梯。
对此几乎凡是采访到过我诉讼代理人的文章都作过报道。报道内容是我每天用40分钟时间上下各跑100层楼梯。我奋斗的目标是打破2005年纽约帝国大厦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登楼梯比赛中,一位93岁老人49分钟登顶的记录。纽约帝国大厦共86层高。
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怎么就成了当下不少媒体人士的通病呢?长此以往,我们还敢相信什么?
本系列文章(之一)中我批评了著名媒体人士吴晓波。继评论南德换的飞机掉下来之后,他最近又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北京永定路21号南德总部五层楼里面的玻璃照壁上的一段话:"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振兴中国经济"。于是,又如咬定南德换的飞机掉下来一样,据此开始汹汹的评论。
显然,吴晓波是见了鬼了,看到了凡人看不见的东西。南德总部大楼大厅正面墙上的一行字是:"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南德1991年提出的试验目标。后来我们向公众报告了试验的结论:必须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才能振兴社会主义经济。
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害人害己,既误导了社会的舆情,又损害了自己的信誉。
我可以透露一个最了解南德风波内幕的群体眼中,不负责任媒体文章作者是什么形象?
1999年1月7日我被抓之后,关押于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公安侦查阶段讯问之余,中午就在院坝中吃盒饭,晒太阳。有一天一位张姓办案人员突然十分激动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对报刊上那些乌七八糟的胡说八道起诉?看守所中除一张《长江日报》之外,看不到其他报刊,我茫然不知所措。以后回忆起来,显然严重的歪曲报道,已对他们的秉公执法造成了压力,所以无名火三丈,竟然责问自己正在审问的囚徒为什么不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进入起诉阶段之后,公诉检察官只与我谈过一次话。没有问任何具体案情,只核对了南德集团工商登记上企业的性质。讯问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段话:我这个人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所以就不会受报刊文章的影响。
这些办案人员从1996年开始对南德进行调查,什么《五名共产党员》的检举、《大陆首富牟其中》知情人员的披露等等,都是他们工作依据的重要信息源。被误导冤枉忙活几年之后,自然是一肚子气。
这就是那些不负责任,或把自己的评论建立在别有用心的小人谣言基础上的媒体及媒体人士,在最了解真相的办案群体眼中的形象。正是为了对社会负责,也对我素来尊重的媒体负责,我们才开始着手写《警惕啊,无冕之王们!》,希望澄清事实真相,大家一齐来维护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守望社会正义的媒体舆论起码的诚信与尊严。
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舆论失去了起码的诚信,人人对媒体信息抱着不信任的怀疑态度,那么,这个以契约联系起来的社会,也就解体了。因为诚信是任何道德的底线。
我是一名已被关押了十年之久,至今尚未审理完毕的跨世纪千年囚徒。面对强大无比的媒体和权势,处于最弱势地位了。支持我坚持下去的是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典礼上,获奖演讲中的一句话:"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要重。"
每当看到那些诬蔑、攻击文章愤怒时,每当在武汉火炉40℃高温中跑楼梯想停下脚步时,每当月圆月缺深夜清凉思念大洋彼岸的小孩时,每当一份份催促恢复审理的信件如石沉大海的失望时,我都想到了索尔仁尼琴的这句朴素得再也不能朴素的话!全世界邪恶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可能证明南德是骗子。
索尔仁尼琴的那篇讲话,涉及到国家犯罪、涉及到最高统治集团犯罪。唯其是这种合法的犯罪,才可能导致罪恶的扩大化。媒体具有某种公共权力的性质,如果丧失了理性,或者被某种势力利用,其后果与国家犯罪差不了多少。
所谓真话,既包括真实,也包括真理。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正因为对此深信不疑,才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我对吕宗恕文章题目《牟其中入狱十年至今不认罪》的回答。当然,说真话必然带来风险,但不存在风险的真话,是没有社会价值的。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与绝境的抗争,而不是扯顺风旗时的得意。
判断我说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有两个最简单的办法:1、是希望平面媒体能恪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发表我公布真相的文章,让读者能兼听到不同的声音,而避免选择性的披露;2、是希望包括所有媒体人士在内的社会公众,用一切方式推动已于2004年3月29日暂停下来了的,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一案的公开开庭审理,并电视直播,让全社会在电视机前判断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不敢直面真实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十年南德风波既是对我个人诚信、品行、信仰、操守最严酷的审查,也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媒体诚信、文化、操守、正义最严酷的审查。
面对现实,有时是十分残酷的,但我和全体媒体人士必须面对。因为舍此并无他途。谁叫法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媒体负有社会正义守望者的神圣责任呢?
我们要坚守社会正义,就必须勇敢的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