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张世英 张世英:审美启蒙
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之一,是强烈的群体意识,但这里也隐含着它的一个缺点,那就是独立的自我被湮没于群体(家庭、家族、君主专制的国家等)之中。几千年来,个性难以伸张,启蒙惟艰。如何推动启蒙?值得我们深思。
欧洲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有两大发现: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两大发现的共同特点是,人的独立自主性从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中获得解放,其结果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兴起和个性解放。
启蒙运动的两大特色,即科学的繁荣发达和民主革命的兴起,直接来源于文艺复兴的两大发现。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可以看到,科学与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有俱有,一无俱无,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对抗专制统治。
与欧洲相对照,中国的启蒙运动,一般的说法是始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比起欧洲来,中国的启蒙运动晚了几百年,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虽然在口头上并列,但在科学方面却完全缺乏实际表现,更谈不上像欧洲文艺复兴和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样,在科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可以说,有“科学”之名,而无“科学启蒙”之实。
大概也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推动,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中的民主,虽有强烈表现,但最终“民主启蒙”也一直不断受阻。
孪生兄弟,缺一不可。有鉴于此,我曾为文,提倡以科学推动民主,推动个性解放之启蒙。但此文写后不久,我又不断自问,此番提倡是否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我反复细察当今之科学现实,深感此论有补充之必要,遂作此文,有意引起学界进一步的思考与批评。
启蒙的核心意义,在于个性解放,具体一点说,即自我的独立自由,解除一切外在性的束缚。我把人生境界按高低层次分为“欲求”“求知”“道德”“审美”四种,其所以把“审美”列入最高层次,就在于其他三个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外在性。
外在性意味着外来的约束,唯有审美,完全出自内在,故独立自由。“欲求”的境界出自类似兽欲的低级需求,需要外物的供给方能满足,其外在性不言而喻。“求知”境界是对外物的探求。“科学”(求知)视自然物为认识的对象,“对象”就有外在的意义,其所追求的普遍性原理对人生具有强迫性,人必须服从科学的普遍性原理才能生存。
其流弊是“科学至上主义”,导致人文精神丧失,贬损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当今科技繁荣发达,其所导致的网络信息时代、“微文化”时代、“市场经济时代”,诚如我在《科学推动民主》和《怎样改变依赖型自我观》两文中所言,给大众带来了一片独立自由的新天地,对推动启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当今的网络信息文化和“微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也有其庸俗的一面:效用第一,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不仅有损个人人格,而且更危险的是,人们都像鸵鸟一样埋首于物欲的沙堆之中,则造成 “万马齐喑”“庶民不议”,尚何启蒙之可言!
我在上面所说的科学启蒙有待补充,其意在此。
再说“道德境界”。我在许多论著中一再谈到,“道德”的含义必然包含“应该”,即使道德是自愿的应该,也有一定的外在性。且就当今的现实来看,我们在各种媒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公告,训诫“子民”:“你们要如何如何”,“你们应该如何如何”。
口头上的“应该”和“要”满天飞,腐败和虚伪之闻却不绝于耳。原因何在?道德的训诫是外来的,难以打动人们自我的内心。道德之外在性来自“群体”,所谓“大公无私”乃道德“应该”之本根。
为了“大公”(群体),你“应该”如何如何,语言何等堂皇!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中,此等堂皇语言往往变成了掩饰假公济私之伪装,假“大公”之名,行群体压制自我(“无私”)之实。我以为未来之启蒙,必须剥去此种伪装。我主张“大公有我”。
我所崇尚和提倡的审美,远不止于感官之美、声色之美,而是以万有不同而相通的“一体”之领悟和玩味为美。此种美既尊重和爱护一己之自我,又以他者为我之骨肉,故又尊重和爱护他者之自我。在此种“一体”的领悟中,我对他者之尊重和爱护,非远出于道德的“应该”之外在感和强制感,而是出于自然而然的内在感情,故此种美具有完全独立自由的内涵。
只有视他人为外人,才有对他人应该如何如何之义。试想,一个人对自己手足之痛的自怜之中,能有丝毫“应该”之义吗?我若能视他者为己之手足骨肉,则他者之痛犹己之痛,我对他者之痛的同情感中,显然亦同样不掺杂“应该”之义。
“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之别,就在这“自然而然”的“内在性”与“应该”的“外在性”之间。
前者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高于后者,由此而判然分明。我们现在的许多媒体,在报道某人见义勇为的事迹时,经常把此种人称为“最美的人”,如“最美的乡村医生”“最美的教师”等等。其所以不以“好人”“有道德的人”相称呼,而称赞为“最美的人”,显然与外貌漂亮毫不相干,而是指他们视他人犹己之骨肉,其行为不夹杂任何一点个人利害的计较,甚至连道德上的应该与不应该都无暇考虑。
媒体如此用语,是否意识到用道德意义上的词条尚不足以表达此种人的心灵之高尚,我不敢妄测,但无论如何,此种表达,实际上深得“审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的含义。
欧洲传统文化重科学,科学成了欧洲启蒙的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所说,对自然“素不措意”,科学不发达,这是中国启蒙迟迟难以启动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找到什么样的因素来推动启蒙呢?我以为,可以从“中国是诗的国度”这一文化特点中追寻到一点推动中国启蒙的动力。
具体一点说,这就是指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学而优则仕”,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儒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严格的贵贱等级意识,个人的自我被湮没于此种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的群体之中,个性被束缚,意志不自由,是中国几千年来套在为官的士人脖子上的绳索。
要为官,首先就要自行套上这条绳索。但人性总有伸张个性、要求自由的一面。
出路何在?吟诗诵词,乃中国为官之士人皆有的习性。原因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内涵都意在追求自我的自由天地。中国美学“意象说”所推崇的意象美,就是在言外之意、词外之情、象外之意中做无穷的玩味与领悟,而此种玩味与领悟正是一片遨游于世俗之外的自由天地。
唐代诗人张九龄,官至中书侍郎,其五言古诗《感遇》之一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通过草木之表面形象,可以领悟到作者本人独立不依之“本心”,颇有屈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伸张自我的品德。
《感遇》的另一首诗云:“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托物言志,从中可以领悟到作者独立不迁的自由意识。苏轼《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悔恨宦海营营之束缚,向往独立自由境界之意,跃然纸上。又《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东坡为做不苟流俗之幽人,唯如鸿雁飘渺于田野苇丛间,寂寞终身。非胸有万卷书,无半点依傍权势之陋习者,孰能至此?陶渊明《归去来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陶公自悔以往心在求禄,反为形体所役(束缚),而不能自主,故赋“归去来辞”,归隐田园,以享“心远”自由之乐。我曾赞陶公独立不依之高远境界曰:“潇洒澹逸,心无一累,非深于老庄之道者不能也。”即使是朱熹这样被称为“官方哲学家”之人,也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只讲儒家之“天理”而抹杀人欲。
他甚至提出过“人欲中自有天理”的命题,把天理与人欲结合起来。他不仅是道学先生,而且是大诗人,有很高的审美境界。他爱游山玩水,著有很多山水诗,甚至有“不作尘中思”的隐士风格。
“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俨然一位深得老庄之道的渊明传人,哪有一点官方哲学家的气味?是后世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才片面地宣传他,把他抹黑成“官方哲学家”。
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一般士人,不仅上引几例,多有“身在魏阙”“心在江湖”之品德,故皆爱老庄之道。所谓“外儒内道”,就是指的中国古代一般士人的两面性,一则沿袭儒家之“学而优则仕”,梦想为官,一则又要求个性解放,向往自由,于是老庄之道成了此等人士之个性“解放区”。
原因在于老庄的“天人合一”之“天”,不像儒家的义理之天那样,把贵贱等级说成是天经地义,以致个性被湮没于贵贱等级之群体中而难以伸张;老庄道家之“天”是自然意义之天,道家强调“以道观物”而不“以物观物”,即从天地万物之整体的观点观物,而不是以有限的狭隘观点观物,故胸怀广阔、逍遥自在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中国一般士人所向往的自由和个性解放就是如此。
老庄之道的自由,显然是消极的。其“天人合一”之人,被湮没于自然整体之中,缺乏西方所讲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荀子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深中肯綮。但即使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凡追求伸张个性之意愿越强烈者,其所遭受的厄运也越深重:或投江自沉,或遭酷刑,或割颈自刎,此类惨烈悲壮的英勇事迹,永垂中华青史。
西方传统文化中,科学发达,因科学推动启蒙以致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惨遭教会的迫害。与西方传统相对照,中华传统文化,如前所述,缺乏科学一环,缺乏科学家追求个性解放、敢于触怒权威的事迹,但因追求伸张个性而吟诗诵词的文人诗人饱受摧残的事迹,却屡见不鲜。
这说明,无论中西,欲求个性解放,无论科学家或诗人都会受到欺凌。西方的启蒙,早我们几百年已获得实现。但中国几千年来,即如上述那样一些诗人、文人的个性追求,也都只能算作中华文化史上零零星星的启蒙闪光。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继承了上述一类士人的遗愿,掀起了所谓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但也只是昙花一现,未获成功。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高喊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想,上述一类个性追求之士人,堪称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首先应当继承和弘扬的,就是这条线索上的传统文化。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显然不占主导,但正因其不占主导,中华文化之启蒙,一直匍匐于专制势力脚下,所以才需要我们倍加努力,加以振兴、弘扬,以实现中华文化未来之转向和创新,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当然,传统士人审美观中之个性追求,有其消极的方面:“意象”说的审美观缺乏自我表现的因素;老庄之道,如前所述,“蔽于天而不知人”。因此,他们的诗词歌赋大多含有自我安慰的性质,缺乏奋斗精神。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有所转变,鲁迅、闻一多,既是文人、诗人,又是斗士,他们为中华文化未来之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中华文化传统的伟大创新,还有待进一步的启蒙。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弘扬上述士人伸张个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弘扬传统的“意象”说审美观的基础上,在弘扬道家“以道观物”的思想基础上,着重吸取西方文化传统“主客二分”式中的“主体性”精神——自我的独立自主精神。
我们需要大力提倡树立“独立型自我观”,摆脱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
我所强调的启蒙,远非群众运动,而是希望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思潮,也远非只顾一己之自我的个人主义,而是承认人人皆有自我。“独立型的自我观”强调尊重他人之自我,强调包容、海涵。我主张以审美观推动启蒙,正是要以自然而然的“民胞物与”之胸怀来滋养我们的中华文化。
审美、美学,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眼光中,似乎一提到美,就不过是休闲的度假胜地,不过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美学的未来走向、美学家的使命,应以推动启蒙为己任。(张世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