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良子近况 中野良子:被忽略的“真由美”

“啊!真由美!”听到一声惊呼后,一个匆忙的身影停下了脚步,露出了一如36年前《追捕》中那个灿烂的笑容。她就是电影《追捕》的女主角——中野良子,而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她有一个永恒的名字——“真由美”!

现年65岁的她,依然风姿绰约,风采依旧。就算脸上出现皱纹,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中也会透露出一股优雅。

“真由美”在中国很出名,但人们对她的印象依旧停留在是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女演员,其实,比起演员的称呼,中野良子更接近中日交流的使者,她为中日和平文化交流倾尽了半生的心血。

采访中野良子的契机是因为高仓健去世,但是因为她住在京都,本人住在东京,一直凑不到合适的采访时间相见。那段时间,因为高仓健去世引发的一股怀念热潮,使得久未露面的中野良子也频频曝光。即使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得更多的也是高仓健。这两个在中国人情感上被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物,其实也存在着微妙的疏离感。

中野良子因为中国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她并没有止步于“真由美”,但这一切并不被人所知。在与她畅聊三个小时后,让我感叹的,并不是当年那部电影造成了万人追星的奇迹,而是这场奇迹给她带来的命运上悲欢离合。

《追捕》走红 “真由美”效应引发惶恐

时隔36年,当中野良子回忆起当年因《追捕》与中国结下的缘分的时候,感慨良多。她说:“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日本人,这段经历都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我从未踏入的邻国,竟然有几亿人看了这部电影,而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发现我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新的启发。让她开始思考,日本该如何发展,又该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存活。她说:“我们该为这些变化做些准备了”。

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听说《追捕》走红的时候,她说,当时是通过电话得知《追捕》在中国走红的消息。在偶然看到的电视节目中,有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说,有一个叫中野良子的女士在中国十分人气。这让她感到惊讶。她没有想到电视里那个和她穿同样衣服的女子,竟然是自己。

中野说;“在看到报道的两个星期后我来到了中国。在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竟然有几百人敲锣打鼓地迎接我。我用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中野良子”,但边上的主持人告诉我说,你该说 “我是真由美”。“真由美?”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发音,那声音就如同钟声回响一般美妙。”“我是真由美”在她的声音落下的时刻,人们的欢呼声四起,而她还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

初次访问中国的经历,让她认识了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所有人都欢迎她,在去酒店的沿途,挂满了迎接她的旗帜,在饭店门口有几百人为她奏乐。在参加上海鲁迅公园的活动时,几百人,甚至几万人簇拥在她身边。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人呼喊她的名字,“真由美!

你是真由美吗?真的是真由美吗?!”。她说,那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无论去哪,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这让她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感到了奇特的变化。那呼声如同革命成功后的呐喊。每个声音都发自肺腑。

虽然在中国受到女皇般的追捧,而当时的中野良子却开始感到惶恐。甚至深夜耳边还回响着人们的呐喊无法入睡,她说:“直到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我都觉得奇特。我觉得,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初到中国,中野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觉得有些吃不消,面对上万人的热情,她曾担心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这里,死在簇拥的人潮中。参加完上海鲁迅公园的活动以后,她就一直呆在饭店,不想出去。她在精神上受到了冲击,在身体上也感觉有些奇怪。比如夜里无法入睡,“真由美”的喊声回荡在脑海,使得她在吃早饭的时候,都会莫名的说出“真由美”这三个字,她感到害怕,想尽快回到日本。

而这些情节,她也是在时隔多年以后才敢表述。因为作为一个演员,她怕别人认为自己精神有问题等等,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放弃演艺事业 专注中日关系

对于《追捕》在中国能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中野认为,电影的情节或许巧合地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而当时在日本,《追捕》却只停留在娱乐作品的范畴,并没有像在中国一样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在日本也很少有关《追捕》在中国的报道,只有相关人员或是涉及中日关系的人才知道。

通过《追捕》,中野认识了中国,也让她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新的选择。中野说:作为演员,拍戏当然重要,但演员的工作,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实现,安全的环境也是拍摄的基础,是人生存的基本。如果无法实现和平,又何谈拍电影呢。” 这也让她开始思考,作为一个人应该为和平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星途尚好的女演员,中野良子在8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淡出影坛,把事业重心投入了中日交流上。那时恰逢中日关系蜜月期,中日往来频繁,让中野良子对友好交流事业有了美好的期待。

在同中野的交流中,我觉得她是一个慎重且大胆的人。她会慎重的考虑每一件事情,但又会大胆出击。所以她会比常人多些担心,但行动的时候又十分大胆。比如,在选择做演员的时候,她会踌躇,在演剧学校毕业以后慎重地选择回家。再做演员的时候,已经是毕业两年以后了。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但她又十分大胆,比如说,会放下自己的演员工作,在那个消息闭塞的时代,冲到陌生的国家。

我想这一切都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她从小就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在她家庭的影响下,她喜欢观察这个世界。而当她的舞台可以是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的目标就是去了解研究学习这个世界。她希望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所做的事情并不仅限于为哪个国家。

对于当初选择这条路,她回忆道,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去学习,去互相认识。所以在36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后,她不仅走遍了日本,也周游了世界,在世界各地演讲。而她的活动也为她带来了一个美好的称号——“和平大使”。中野说:“起初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名号。也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或许这是中国媒体或者政府赋予我的吧。”

坎坷的日中友好之路

《追捕》之后,36年的人生路上,她不仅走过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参观了所有战争纪念馆,倾听过许多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的讲话。还在秦皇岛建立了“中野良子小学”。 对于那些经历了战争的老人,她说,就算不问,也能从只言片语中体会到他们所经历的艰辛。这也让她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中日友好交流,是她从未做过的事情,也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从最初的踌躇到后来的游刃有余,这其中她挨过了许许多多孤独的岁月,在隐忍中步步前行。

她说,那个年代,即使是日本拥有很先进的技术,也很难引进中国,因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很难让他们接受日本的技术。日本企业也承受过许多精神上的煎熬。而当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日本人也去不了中国。

她曾踏访过中国深山里的乡村,她说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也曾作为首批外国人,探访过西双版纳,为了获得许可,她曾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她却病倒了,她一直顽强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当地的泰族居民也为她祈福。在回程30小时的巴士中她觉得难以置信,为什么自己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还记得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身边的中国人行为很古怪,原来是在记录我的讲话。那人说,这些还要报告。我当时就想,战争真可怕,让人互相怀疑,只有消除了这些怀疑以后,才能一起工作。当时住的酒店,所有房间只有一把锁,有一个人负责开关。夜里都能听见开锁关锁的声音。”

中野说,国家不同,人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大家最初可能都会产生误会,人们总是以自己国家的想法,去理解别人的国家。只有互相学习,才有助于相互之间的理解。这也是她在秦皇岛建第一所太阳能小学的初衷。“有一个词叫“乐志”,意思是“愉悦心志”。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符合我们这个時代的需求。如果有时间,学习关于世界的知识,思考人们可能成就的事,学习对方国家文化,思考对方国家某些行为的理由。这会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虽然学校成立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再去。但我想,当时那所学校的小朋友们应该也都长大了,活跃在社会个个角落里吧。”

在中国的经历苦乐参半。她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她说,那个时代,除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政治家或者研究中国的学者以外,媒体也不像现在这般热衷报道中日关系。那个时代日中交流是在暗处进行的,近几年才得以浮出水面。

唯有学习,才是解决中日隔阂的关键

日中关系的工作至今为止给她带来的都一连串的惊讶。她说,人的智慧是从数千年前一点一点积累来的,在烦恼中实践沟通。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彼此的喜怒哀楽互相碰撞,走到今天并不容易。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管哪个年代的人都应该互相学习。那就是和平文化。现在我们生活在不稳定的时代,正因为不稳定,才更应该去思考和平文化。如果中日关系惊人的好的话,那么谁都不用去想了。

她说;“搞中日关系时就像行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所以现在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觉得惊讶。有个中国的评论家曾说过,日本如同动物园,而中国就是野生。我觉得他形容的很形象。中国和日本就是如此的不同。两个国家的立场也十分不一样。”

中日关系这十几年来,起起落落,身在其中的中野良子也有着独特的感悟:

“我希望中日之间能以各种角度,在各种年龄层之间,以各种形式,互相学习。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交流,反而能得出意想不到的结果。紧张的氛围下只能得出相同的意见,在吃饭聊天这种状态下,才更有助于彼此交流理解”这也是中野多年的经验。

追忆“杜丘”逝去的高仓健

因为《追捕》,中野和高仓健也结下了一段深刻的“战友情”。然而,实际上,他们二人的来往并不多。

中野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高仓健是在某家饭店大堂,偶然的相逢,彼此都份外怀念。虽然只是简单的微笑问候,但曾经的默契从未消失。而她也没想到,这竟然是她和高仓健的最后一面。斯人已逝,她最想对高仓健表达的除了对那段“战友情”的感谢,还有对彼此之间默默扶持的感激。

中野说,中国观众对《追捕》中,真优美救杜丘的场景印象最为深刻,总会问我,为什么我会去救他? 剧中的台词是“因为我喜欢你(あなたが好きだから)。”当时拍摄场景的时候非常艰难,树多路也难走,灯光照在马上,马也很难控制。虽然之前多次练习骑马,但还是难免紧张,但他却默默地辅助我,那个镜头在我们的彼此协助下一次就拍摄成功了。

两人一起拍摄的时候,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但私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中野记得有一次去拜访朋友,他也刚好是高仓健的朋友。那天高仓健要来。她很好奇,私下的高仓健是什么样子,就在朋友怂恿下,扮成了他的夫人,带上围裙和头巾迎接高仓健。那天,高仓健戴了一顶棒球棒,一进门就语气轻松地和朋友问好,还聊了很多。她发现原来私下的高仓健也很健谈,并不是电视里沉默寡言的样子。

还有一次,在中野即将结婚的时候,高仓健得知消息,竟然在第二天一早7点前就请人送来了300支玫瑰花,这或许就是第一时刻就送来的祝福吧。

中野说:“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类似光的东西。我们都站定不动,仿佛坠入了一种异度空间。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并未消失。明明两人距离很远,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在中野眼里,高倉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场。而支撑这种气场的,是高仓健强烈的精神世界。

而提到遗憾,中野说:“如果曾经有机会,我还想和他拍一部片子,以中日美三国为背景演绎一段杜丘和真优美的的后续。在第一部《追捕》的多年以后,再一次和高仓健站在一起。我想高仓健也很感谢中国的观众对他的重视,如果我没有在36年前就去中国,或许有机会和高仓健一起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而我的人生或许也会发生转变。”

高仓健逝世后在中国引起的巨大怀念思潮,让中野良子再次感叹三十多年前一部电影造成的奇迹效应,是如何改变了他们二人的一生。

虽然他们二人都在《追捕》走红之后,有意识地向中国发展。但是二人的结局却大不同。高仓健在《追捕》以后没有立即去中国,可能也有考虑过中日关系。而在十几年后高仓健去中国的时候,中国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不是那个所有人都穿同样的衣服,骑同样的自行车,同样的发型的年代。高仓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真正“开放”的时候去的中国。

而中野去中国的时候,限制还很多。日本也对中日关系没太大兴趣。媒体都不会报道中日关系的事情。但那时她的工作重心又偏离了演员,所以她的名气也就随之减淡了。

然而,高仓健2005年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合作的电影《千里走单骑》,缔造了高仓健事业的又一高峰,那时的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也颇为可观。这些都是中野良子所不及的。

晚年的“真由美”

中野良子现在的工作除了去大学演讲,还在做「飛鳥美人」友好親善大使,还会参加一些支援家乡的活动。她的家乡爱知县常滑是以陶器闻名的城市,所以作为陶器交流,一直在和无锡宜兴做交流。除此以外,她还在NHK文化的京都教室做讲师,会朗读一些宮沢賢治等有名的文学作品。

中野良子年轻时风华绝代,但是她一直膝下无子。当我问道她是否后悔30多岁才结婚的时候,她玩笑地说:“是啊,当初应该先结婚,生两个孩子以后,再去拍电影。”我想,她或许也曾为自己没有孩子感到过遗憾。

在东京一些中国大使馆举办的中日交流活动,经常能看到中野良子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日时,在东京举行了一场日中文化人士的交流活动。身着和服的中野良子也出席在其中。温总理直接称呼她”真由美“,点名让她发言,她还即兴唱了一首《大海啊故乡》。

然而,这几年中日关系遇冷,中野的身影已经许久不见,直到最近高仓健去世。

这次采访,中野非常认真,约在14点的采访,她13点钟就已经提前到达。在大堂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四处巡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采访地点。她说,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就像拍电影前要去考虑拍摄场景一样。什么样的地方,角度,环境才能拍摄到最好的效果,她都会考虑。

对于采访她准备得十分充分。她带来了许多资料,翻开那些资料发现,她把许多关于她的新闻稿件都妥善保存在文件夹里,看着那些泛黄的纸页,她的一生也仿佛跃然纸上。

中野良子: 1950年出生于爱知县常滑市,现年65岁。1978年和高仓健共同演绎的《追捕》在中国引发巨大反响。1979年她首次访中,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活动,并在世界各地演说。目前任公益财团法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