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青训班 为争民主和平而壮烈献身的李公朴
李公朴刚从苏州监狱出来,喘息未定,上海抗战爆发了。
淞沪沦陷后,李公朴转移到汉口,住在青年会。他曾在青年会对成千上万的群众讲演并对全市广播《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1938年3月,李公朴为了进一步了解抗战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曾去安吴堡青训班参观访问,与中共人士胡乔木、冯文彬畅谈抗战教育诸问题。4月到汉口,出版了《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抗战教育的一些见解。
6月初,战争已逼近武汉。经过冷静地思索,李公朴决定到革命堡垒延安去看看。他携夫人张曼筠在向延安进发的途中,非常激动,简直像年轻人一样高声唱起歌来。抵延安时,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在这里,李公朴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毛泽东还亲自来窑洞看望他们,为张曼筠女士所画长城图亲笔题写他过去的一首词。张曼筠几次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李公朴激动地说:“觉得自己像个流浪子一样,这时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李公朴这次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月。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他整天都在外面跑,遍访各个群众组织和边区各级政府。对生产建设情况、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司法管理、儿童团、抗属……他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还有一些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他都去看望过。他当时的住处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为邻,人们也经常听到他的歌声,不是《黄河颂》,就是《家家户户种田忙》。
1939年1月,李公朴过黄河到山西前线考察。5月,他又回到延安。他想组织一个边学边教的教学团,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少的人力物力,传播更多的抗战思想的种子。他的设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还亲自通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鲁艺负责人抽调一些干部给李公朴。还抽调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给他当警卫副官。
李公朴所率的教学团,6月从延安出发,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每到一地,他们都开办短训班,把学校送上门,一面教育别人,一面教育自己。他为这个教学团拟了一首歌词,反复吟诵:
我们把学校送上门来,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必须首先当好学生,然后才能当好先生。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就是我们第一课的教材。
我们的课堂就是战场,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
他们多次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在通过同蒲路日军封锁线时,一天一夜走了200里路,到第三天才进入不见有日本侵略军膏药旗的晋察冀边区境内。当时八路军总部截获蒋介石几次给国民党反共将领张荫梧、朱怀冰的密电,命令他们搜查李公朴一行的行踪,并准予就地处理,再行具报。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对他们的安全非常关心,特派出一个骑兵侦察队沿途查访。当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与彭总见面时,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
李公朴在华北敌后到过15个县,跑了500多个乡村,遍访军、政、民各界同志,参观了许多工作单位,与广大军民同甘共苦,深受战地军民的欢迎。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硝烟弥漫、灾难深重的时期,他看到了祖国的苦难,也看到了祖国的曙光。
他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高声呼喊:“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热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草一木,热爱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伟大创造,决心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振奋人心,抗战到底。于是他写出了《华北敌后---晋察冀》。文中,有极为精辟的论断:“这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形。”
李公朴因沈钧儒先生电邀商谈救国会活动和准备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回到陪都重庆。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在重庆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为了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决定大量疏散干部。周恩来把李公朴也当作中共的干部看待,不仅支持他去云南到缅甸,还送来路费,这使李公朴深受感动。
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却不给已到昆明的李公朴办出国签证,这样一来,李公朴就无法去缅甸,只好在昆明暂住。
李公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安顿下来后,不到两个月,他就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并出版了《青年周刊》。
1942年他在昆明创办“北门书房”,1944年扩大为“北门出版社”。在云南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出版社不仅出版许多进步书籍,还系统地编译“北门小丛书”,出版《孩子们》月刊。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李公朴的北门出版社,想尽一切办法翻印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传送到外地各州县,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李公朴参加了该同盟,并被选为云南省支部执委。民盟原是一个政团同盟,但李公朴等坚决主张把“政团”二字取消,以便广泛吸收盟员。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越、缅之后,云南形势紧张起来。1944年的“双十节”,李公朴与孙起孟一道在扩大纪念会上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立即得到重庆、贵阳、成都等地的响应,民主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运动”30周年纪念日。6000多人在云南大学操场集会,纪念30年前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这一历史事件。会上群情激昂。李公朴在台上发问:“30年过去了,现在又好像回到30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几千群众心领神会地高声回答:“袁世凯没有死!”“打倒袁世凯!”在游行队伍行进途中,参加者愈来愈多,群情更加愤激。李公朴、闻一多等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